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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说到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　时尚问题（6）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做过的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诿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委过于读了当代某作家的书。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一窝蜂”与“一刀切”

问题还不止于此。

就说阿Q。阿Q的欺负小尼姑，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预谋已久呢？我们知道，阿Q是个内心没有成算的人。要说他早就在策划这样一个“非礼事件”，显然不是事实。但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是事实。阿Q有一个“理论”：凡寡妇，都想偷汉；凡尼姑，均与和尚“吊膀子”。如此，则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经被和尚摸过。这就使他愤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没有摸，岂不是吃亏？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

显然，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换一种更带普遍性的说法，则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这种心理，就叫“攀比”。

中国人喜欢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饰，我也要戴首饰；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评职称，我也要评职称。反正得“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似乎也很合理。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我们原本就是从众从上，跟着别人走的。既然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别人没干的我们也不能干，那么，别人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别人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于是，就有了“一窝蜂”和“一刀切”。

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大办钢铁，或一窝蜂地去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事后证明并不正确，当时却能毫不困难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为这一民族心理。

中国人为什么会“一窝蜂”？非他，群体意识而已。依照群体意识，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正确的，谁愿意犯错误呢？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保险的，谁又愿意担风险呢？就算错了，犯错误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么！反倒是，如果大家都进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个人落伍吃亏，那才叫惨呐！更何况，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