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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高中毕业后彷徨无依，甚至与其大学毕业后弄个趴办公桌的公教人员干干，不如有一技之长，会两下子。有一件事到今天记忆犹新，抗战时候，会开汽车的人很少，司机那一行业遂大为吃香。俗云：“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言司机之富，也言司机之乱搞也。有一次，一辆客车从广元到重庆，该车司机是一位鸦片君子，走着走着，他就停下来，一会说引擎坏啦，一会说水箱坏啦，必须借工具修理，一去就是一二小时，客人们就在烈日下呆坐恭候，怨声载道。最后一次，一个辎重兵学堂毕业，调赴内江报到的学员，实在忍耐不住，略微试之，车子固好得很，就慢慢往前开动，好啦，这一开动，精彩节目上了舞台，该司机发现车子不见，吓得满头大汗，从后面飞奔追赶，一面气喘如牛，一面呼天抢地曰：“我的妈哟，我的妈哟。”我的妈哟结果是，他再也不说引擎有毛病，水箱有毛病矣，大家这才一路顺风，安抵重庆，要不是该乘客露一手，真不知要走到何年何月。

我的意思不是说瞧不起公教人员，而是说，技不压身，一个人除了趴办公桌外，最好还会点别的，甚至宁可不趴办公桌。夫时代在变，由于工业发达，一切都不是原来模样，连女人的衣裳都变得一塌糊涂，何况求生之路乎？即以工业职业教育而言，从前的工业职业学堂，是一所具体而微的工业大学或工学院。你有建筑系，我有建筑科；你有土木系，我有土木科；反正是，你有啥我也有啥，结果大学生毕了业坐大办公桌，工职生毕了业坐小办公桌，均瞪其学院派的大眼，而一个月拿几百元薪津，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国家。现在的工业职业教育和工业职业学堂，大大地与前有别。呜呼，说来话长，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只重官，不重商，更不重工的做官文化。谈做官则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至于当一个商人，已经够糟。更不幸当一个工人，简直祖宗缺德，有辱书香门第，所以喊了几十年“劳工神圣”也没有用。而现在的工业职业学堂却一下子撕破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小型工学院的害人面具，堂堂皇皇地交代，工业职业学堂的学生，不是为了要拿一张纸做的文凭，而是为了要学得一技之长。毕业后不是去豪华的办公室坐办公桌，而是要当一名工人。不是拿着介绍信东打躬西作揖地谋一个小小差事，而是闲在家中坐，等工厂公司前来邀请。不是一个月可怜兮兮的几百元，而是教你吓一跳的一个月几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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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像有人唱歌

现在的工业职业学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毕业后啥也不会，只会坐办公桌，当小职员，一个月几百元，前途茫茫。一类是毕业后有一技之长，进工厂，当工人，一个月几千元，前途像有人在唱歌。说句行话，前者是普通的工业职业学堂，后者是实施单位行业训练的工业职业学堂。前者是架空的玩意，后者才是真刀真枪。毕业后再糟的，也不过到工厂去替人家干，稍微有点经济基础的，马上就可以自己开铺子开公司，其八面威风之状，能把坐办公桌的人活活气死。呜呼，社会地位的高低，无论在什么社会，差不多都以财富为准。中国五千年来“官为贵”的原因，是做官的有权有钱，再大的官，如果无权无钱，可能仍受到少数人尊敬，但恐怕不能受到多数人尊敬。单位行业训练的工业职业学堂毕业生，就业率达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其余都自己去搞啦），他们一辈子都不必看别人的眼色，都不必伤害自己的自尊。柏杨先生如果早听了教育电台“一技之长”节目，早去读工业职业学堂，则今天傲然街头，谁的账都不买。

台湾实施单位行业训练的工业职业学堂，共有八所，曰：台北市立工业职业学堂，台湾省立新竹工业职业学堂，省立台中高级工业职业学堂，省立嘉义工业职业学堂，省立台南工业职业学堂，省立花莲工业职业学堂，省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堂，省立彰化工业职业学堂。凡是称“工业职业学堂”者，表示它还有初级部，凡是特别表明“高级工业职业学堂”者，表示它没有初级部。这些工业职业学堂主要的特质是，无论那一科，都拥有庞大的工厂。实习和实验，是科学教学的主要手段，空口讲白话，还不如去吹电风扇。柏杨先生幼时上物理课，该物理教习的长相倒很漂亮，留着希特拉式的小胡子，也是大学堂毕业，颇有点学问，教我们十几岁的孩子，真是游刃有余。初时同学们尚有提出问题的，被他当阳桥一声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