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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均是对全世界而发，不是专对中国而发。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粱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拼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从前越王姒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节育岂不是破坏生聚乎？姒勾践先生“生聚”的详细计划和实施情形，史书上囫囵吞枣，难以知其内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国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适当的看顾，不但有衣有食，而且会使之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必须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下孩子，父母养活不起，八个中就得卖掉两个，剩下的又在死亡线上挣扎，那种“生聚”，有啥意义？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个个目不识丁，未老先衰，营养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风一吹就感冒，太阳一晒就头昏，哪能打胜仗欤？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霉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霉。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问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任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未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金瓶梅》上说，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半个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了书童，被西门先生痛揍一顿。当天晚上，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无所不至，”然后嗲曰：“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