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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思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是一种帮助。

在同驻武汉的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中，当然英语也起了辅助作用。这些记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为中国革命服务，如普罗梅夫妇；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还有人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态度——至少不做本国外交官的应声虫或者同那些被称为“上海脑袋”的顽固派外侨一鼻孔出气。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育，改变了看法——他们曾经听到不少关于“赤色汉口”的传闻（一些陈腐的、骇人听闻的反共谣言，如市面混乱、“共产共妻”、“裸体游行”等等），但到了汉口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在各种类型的记者中，许多人成了宋庆龄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专向外国报道中国的，当时正第二次到中国来采访。宋庆龄打电报到上海，正式邀请她来汉口。①她的报道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还有苏联发表。她后来出版的《千千万万中国人：1927—1935年中国的革命斗争）一书是宝贵的史料。

①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书作者现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了适应60年代和70年代中苏争论的需要，这个版本的内容不幸作了修改。这种做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值得遗憾。尽管如此，本书主要内容仍保持其亲身经历的价值。（中译本1981年出版，根据1975年俄文版译出。——译者）

“北美报联”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庆龄影响的同情者。他的《个人的经历》一书留下了有长远价值的生动纪录。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记者，在10年前曾亲眼目睹苏联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国现时的革命比较，看到它们的共同点，也看到它们的差别。这些差别使中国国内外许多外国人关于武汉“共产化”的叫嚷显得可笑。②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回忆录。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张伯伦当时也在武汉并且是抱支持态度的，虽然后来他成了一个给人乱戴“红帽子”的人。

①《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页。

②初版1934年，最后一版1969年。

③《中国之谜》，戴维·劳合乔治序（英文）。

在武汉还有一位有声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他是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民族英雄，因为他保全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免遭纳粹掠夺；后来，他从英国驾机空袭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在一次飞行中被击落殉难。在宋庆龄故居的书室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他写的关于海的小说《船继续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奥斯陆写的一句满含深情的话：“有一册很久很久以前已经遗失了，大概在寄往汉口的途中，所以这艘船这样晚才航行到你那儿！”①

①《中国在阳光中》（英文）。

陈思兰写道，“诺达尔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位真诚热心的支持者。他觉得，世界的进步系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①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当时全世界革命者及他们的同情者都持有这种看法。②

①格里格这本小说的英文版1927年在纽约出版。

②陈思兰书，第71页。

她记得，在宋庆龄寓所，格里格曾朗诵他献给鲍罗廷的剧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个人的名字，同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称他是一个“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为反对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剧本的寓意是说明基督教教义的革命根源。这一点对庆龄可能很有吸引力，因为她是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子上发展到革命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发生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在德国，德皇被推翻后，接着发生共产党领导的斯巴达克起义。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实际已经建立。在意大利，很多企业为罢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将爆发。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后来所出现的是失败和血腥镇压。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动势力最穷凶极恶和彰明昭着的表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

但在这同一战后时期，亚洲却处于反帝觉醒和革命的进程之中，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因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指出，那个幅员辽阔、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亚洲将是下一个发生革命的伟大场所。这些革命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