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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话显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国民党左派”那样对农民运动有一种出自阶级根源的恐惧，也不像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那样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几个月以前，广大的长江中部地区还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中心，但今天已经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众信任为国民革命领袖的人物，现在却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这次访问苏联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她坚信革命将取得胜利：

“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新的封建军阀背叛了革命而抬了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样，把话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孙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实现他的一个最珍爱的愿望——亲自到莫斯科与中国的坚强的革命友人们会谈……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扰

在苏联首都，宋庆龄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是如此富丽堂皇，就连在芝加哥有钱人家养大的雷娜·普罗梅也说，她在那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下房呆惯了的厨子从正门进了上房”。（尽管庆龄沮丧地说过，某些基本的卫生供应品这里却付诸阙如。）

同住在这所宅子里的有李维诺夫和他的英国夫人艾维，还有哥伦泰夫人。孙中山在早年流亡时期的旧友。现在苏联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格奥尔基·齐契林在这里设宴款待宋庆龄和陈友仁，陪客中有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战争罪恶的小说《火线》享誉国际，以后像宋庆龄一样，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战的积极分子。）

在宋庆龄到达后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关于他到“糖宫”去找宋庆龄的经过，他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说，在“糖宫”那布满走廊和厅堂的迷魂阵里，他最初撞进了艾维·李维诺夫的房间，艾维“强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两重奏，最后，“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希思关于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忆是在另一个晚上到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苏联作曲家赖因霍尔德·格利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件事在陈思兰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过。看来中国客人们并不很喜欢这个舞剧——虽然它是献给中国革命的——因为剧中的中国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苏联海员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种家长式统治的态度写得头脑简单、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书，第268页。陈思兰书第95—96页上有关于这次宴会及在“糖宫”的其他活动的叙述。以后“糖宫”曾有几年租给美国驻苏大使馆。

希恩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庆龄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