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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图上看确实分布广泛。麦克阿瑟将军的序言对威洛比的观点表示同意，并且把外国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联系到“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邪恶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的观察必须看到世界阴谋的恶毒背景……共产党对西方世界的奴役……冲突的种子发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丰收”等等。在30年代是谁在奴役谁、又是谁在对法西斯主义斗争并在后来把全世界（西方和东方）从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来——这些问题对这样一些作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左尔格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尔格成为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继承祖业。他参与营救牛兰的工作看来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来是针对日本的，为苏军收集情报（苏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后来他因以下三事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国（纳粹）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向苏军总参谋部递送的秘密情报不仅有日本的军事意图，还有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可借斯大林对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为日本人捕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被绞死，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尾崎后来被绝大多数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真正的爱国者，为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为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而斗争。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庆龄在读了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左尔格的书后对本书作者这样说。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国人，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当时任左翼的《中国网》主编）。

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决不能归因于“阴谋”。这是由于对白色恐怖以及外国租界警方肆无忌惮地助纣为虐的普遍厌恶（后面一点使中国人更加怨恨，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或仅仅是心地正直的外国人反感）。不论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审的权利——都被视同废纸。对牛兰夫妇作出的野蛮判决（死刑）使人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