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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龄致本书作者，1980年11月25日。

从以上这许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认为已往的革命历史是神圣的、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一切又进一步表明，她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早就希望实现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适宜。

（四）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

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积极地恢复和扩大她的国际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时期在美国求学时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复通信外，她还在北京会见了同那个时期有关的一些美国朋友如亨利·弗劳尔医生、西德尼·拉尼尔（他的父亲是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位诗人）。在中断了一个长时期之后，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建立了联系。她给母校图书馆和不少美国老朋友按期寄赠《中国建设》英文版，并且总是亲自写签头。

她同重庆时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杨恢复联系，上一章已经述及。如果说当时她是象一个长辈那样对待他的话，那末现在她改变了，因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称她为“姐姐”。但他仍象对家中长者那样尊重她。

理查德·杨前妻已亡故，她鼓励他续弦，在见到他的对象后写信说：

“我要赶紧告诉你，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了。我觉得你的眼光很不错。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很能干。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杨是华裔，海伦是欧洲人。关于异族通婚，她在其他场合曾这样说过：“如果双方能相互清楚地表达，心灵会作主。我是赞成的。”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兴地接见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杭辛格·费希尔夫人。这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寿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中国君主政体的倒台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她年轻时曾是歌剧演员，后来成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的校长。她历经几个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动家。40年代在纽约，她进行讲演和募捐，通过耿丽淑主持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援宋庆龄的事业。现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高龄和几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损害，她热心地观看这个同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宋庆龄看见这位硬朗的妇女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

她还欢迎了许多日本来访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辈。她同孙中山一样，是中日两国目光远大的人士间友谊的象征——这种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曾经存在，现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乐的重新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感到十分遗憾①。她饶有兴趣地听了其他一些音乐会。她在私人通信中写道：“经常有一些令人心旷神。冶的演出，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结束后走上台去向这位音乐大师表示感谢，还曾参加邓小平对他的接见，并且很喜欢他那种热诚的性格。她特别赞赏他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养。在通俗音乐方面，她很喜爱美国影片《音乐之声》（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节），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别是年轻人）。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进口方面，7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价钱比较便宜），她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

“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