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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事遗忘，彻底封存在了无意识之中。我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三岁上幼稚班时。我记得老师姓俞，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温和女子，戴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镜。我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同时入幼稚班的，为了便于照顾我，老师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边。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负姐姐，上着课就和姐姐打了起来。老师便把她的位置调开，但我仍然会离座去她那里打架，最后老师只好把我们编在不同的班里。

那时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参加考试，如获通过，便能升入一年级。我记得考试时的一个场景：我坐在课桌前，老师和我的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拿着铅笔在考卷上乱涂一气，直到把空白都涂满。现在我很难推测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认了一些字。当然，我未获通过，事实上是留级了。其后我在家里呆了半年，再读了半年幼稚班，才成为小学生。如果不留级，我上小学的年龄就不是五岁，而应该是四岁。那一年刚解放，对于上小学的年龄还没有限制。解放无疑是那一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对它毫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的惟一事情是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不能用了。家里有成箱这样的崭新的小面额纸币，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父亲说是假钞票，不时拿一些给我们玩，很长时间才玩光。后来知道，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这些钞票本来就不值钱。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对我十分友好，经常送我一些东西。有一回，她送给我几本连环画，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亲见了说是坏书，命令我统统还掉。还有一回，她送给我一套照片，一对裸体男女好像在摔交，其实是性交姿势的示范。当时我不懂，上课时拿在手里玩，被陆老师发现了，她气得发抖，当即没收。

父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很重视的，经常检查我们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载有每次的测验成绩，为了刺激学习的积极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布了一个奖惩办法，每得一个五分奖励五分钱，每得一个二分扣除五分钱。一开始他付现金，但两三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办法对他很不利，如此付给我们的零用钱太多了，就改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