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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烟，烟。”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是不抽烟的吗？”但还是把烟盒给了他。他抽出两支，恭敬地递给首长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点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