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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他上班，我早早地睡了，但午夜后却突然惊醒，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也许这是身为父亲的第六感，也许是我身体的一些部分察觉到了麻烦即将来临的早期预警信号。我起床时发出的最轻柔的簌簌声还是弄醒了凯伦。

“怎么了？”

“一切正常。”我悄声说，“你接着睡吧。”

地板冰冷，房间也冰冷，但我没有停下来穿拖鞋或睡衣，因为我不想弄出更多的声音，门厅里没有开灯，然而，月光透过起居室的天窗投下一种褐红色的光辉。我打开厨房的灯，去了尼克的房间。我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我打开门往里窥探，床上空空的。我已经习惯了一种交织着愤怒与担忧的令人不知所措的碾磨感，每一个情感纠缠并扭曲着另一个情感，那是一种凄凉而无奈的感觉，可以说，我对它是非常熟悉了，但它依然令我感到难以忍受。

尼克错过了宵禁，那是我能够容许我的担忧所达到的极限。我预料到他随时可能回来，并且预演我要做的事情。我会面对他，尽管面对他会痛苦地让我想起我不能改变他的行为的事实。我踮着脚走进卧室，试图重新睡觉，但是，在他回家前那是徒劳的。我清醒地躺在那儿，焦虑开始吞噬着我。

凌晨三点钟，我放弃假装，爬下床，凯伦也起了床，“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尼克没有回家，我们一起走进厨房。

“他大概和朋友们在一起，回家太晚，所以就在那儿过夜了。”凯伦说。

“他应该打电话的呀。”

“也许他不想吵醒我们。”

我探究地望了望她，看见她眼里的绝望和担忧，她也不相信这个。时间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喝着茶，心急如焚。

七点左右，我开始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们，吵醒了一些人，但没有谁见到过他。我打电话给他的治疗师，即使现在，他仍要我放心——也许这是他看待工作的方式，并安慰我说：“尼克在理清事情，他会没事的。”我的恐惧逐步升级。每次电话响起，我的胃就紧缩起来。他能在哪儿呢？我想象不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选择不去想象。我努力推开那些最可怕的想法。终于，我打电话给了警察和医院急诊室，问他是不是在监狱或者有没有发生事故。每次打电话，我都打足精神以防听到想不到的情况。我预演着谈话——那不急不慢、虚无缥缈的声音和辞藻“他死了”。我预演它来让自己做好足够的准备。我朝这个方向想去，围绕它打转——他死了。

这种恐怖足足延续了四天。

·　·　·

终于，那个晚上，他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颤抖，但它仍然带来了一波释然。

“爸……”

“尼克？！”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昏暗的隧道深处。

“我……”虚弱地，“把事弄砸了……”一声喉管里发出的叹息，“我惹麻烦了。”

“你在哪儿？”

他告诉了我，我立刻挂上电话。

我开车去圣拉斐尔的一家书店后面的小巷里见他。我停下车，在乱堆着空酒瓶、碎玻璃、烂纸箱和脏毯子的一排垃圾桶桶罐罐旁边下了车。

“爸……”

那含含糊糊、瑟瑟扎人的声音来自其中一个罐子后面，我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推开硬纸箱，转过拐角，看见尼克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

我的儿子，那个身材修长、肌肉发达的游泳者、水球手和笑容热情奔放的冲浪手，遍体擦伤、憔悴万分、皮包骨头，眼睛是两个空空的黑洞。我一伸出手扶住他，他就瘫倒在我怀里。我半扶半抱地把他抱过来，他的脚在身下拖拽着。

在车上，在他昏迷过去之前，我告诉他我们要去康复之家。

“就这样，”我说，“我们别无选择了。”

“我知道，爸……”

我一言不发地开回了家，尼克短暂地醒过来，用无聊的独白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欠了人家钱，得还给某人，不然就会被杀死，然后又失去了知觉。他不时醒来，含含糊糊地嘟囔几句，但他讲的话我却听不清。

犯病、虚弱、不时地说胡话，接下来的三天，他都在高烧似的发抖、踡缩在床上，啜泣和哭叫。

尽管我吓坏了，但也受到鼓舞，因为他说会去康复之家。我打电话给他还是高中新生时参观过的那家机构，作了预约。然而，在约定的那天早上，当我提醒他要出发时，他望着我，反对去。

“他妈的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