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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张经济适用房应该保留的意见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心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因为局部不公平就取消经济适用房，是因噎废食。

如果经济适用房不再“适用”，那么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于是又出现了第三种观点。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提交的“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用廉租房取代经济适用房”的提案再次引发讨论。彭磷基称，用廉租房取代经济适用房，主要基于：一是廉租房不需要大规模改造。廉租房的产权属于政府，只租不卖，可以长期不断地解决城市困难人群的住房问题；二是相对租房补贴来说，廉租房适用于所有城市；三是相对经济适用房来说，廉租房更适宜贫困人群。

而2007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把廉租房纳入社会保障范畴推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提案。指出目前廉租房政府职能仍然缺位，一些地方政府把实施廉租房政策当作政绩工程、样子工程来做；资金来源没有公共财政作为保障，致使东部地区推行廉租房政策缺乏积极性，西部地区推行廉租房政策缺乏资金支持；三是受益面窄。民建中央还就廉租房的覆盖范围、建设标准、资金来源、组织实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2007年，民革中央也提交了《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

2007年8月份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住宅工作会议，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2007年11月建设部等9部委颁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对住房保障的范围、保障方式、保障资金及房屋来源、申请和审核、监督管理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建设部也于年底设置成立了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督管理司。

2008年两会期间；廉租房建设再次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经济适用房制度需要政府拥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尤其是鉴别低收入群体，此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很大的逐利空间。相比之下，廉租房制度可操作性更强，政府管理成本较低。”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廉租住房实物仍然是他们住房保障的重要甚至主要形式。”张泓铭举例说，迄今为止香港特区政府累计建造廉租住房65万套，约占全港住房总量的以上；新加坡有6万户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住房内，约占全部家庭的。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保持相当数量的公共住房廉价出租。

而九三学社中央在提案《关于落实廉租住房保障的建议》中提到，即使把城市低收入家庭纳入到廉租住房保障范围，目前廉租住房保障范围依然比较窄。建议在适当的时机、条件允许时，不断降低廉租住房申请标准，扩大保障范围，如把那些目前不符合廉租房政策标准，又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社会“夹心层”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中海外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孔庆平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设立住房保障局加快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提案，系统阐述了他对“香港模式”的理解，将“香港模式”移植到内地的前景。孔庆平建议分层次供应下界定政府责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文杰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两会”以后，国务院组建了新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关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的政策的争论也仍在继续。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2日在“北部湾高峰论坛”上表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反而可能推高房价。茅于轼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靠的是市场，而不能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茅于轼的这一观点再一次引起了地产业界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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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限房”的论争

2007年1月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市委书记刘淇同志宣布，未来3年内，北京计划新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各1000万平方米，即“两个一千万”工程，具体到07年的指标是“300万平方米两限房、2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和30万平方米廉租房”的供地指标。所谓“两限房”是指，限制房屋销售价格，限制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