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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 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 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3）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2000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　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月余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形格势禁，可谓处在国民军的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　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拟定了先行夺取山西，占领太原兵工厂，巩固豫、晋、陕三省，然后再竭全力对付奉军的计划。按照事先部署，樊钟秀率部由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出发，经由峻极关进攻山西。

樊钟秀攻晋的消息，早有徐永昌与胡德辅通报给阎锡山。徐永昌，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时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