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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国民军识破晋军的退兵之计后，也随即调整了部署，紧紧跟进。后撤的晋军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至的国民军再次交战。小馒头山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0时左右，双方死伤狼藉。晋军再次遇上了强敌。

国民军进攻山西，显示了强劲的战力。使直吴、奉张认识到还不到分手的时间，随即重新调整了双方关系。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晤，进一步协商所谓“讨赤”事宜。据王怀庆致阎锡山的电报称，“雨帅宥日由津来京。玉帅勘晨由长辛店来京，往还拜晤，深为融洽。即于勘午在怀仁堂欢宴，雍容一堂，军政大体，不难彻底解决。并于晋军此次攻伐赤军，苦战多日，待久耐劳，赞美弗置。两军拟定直鲁奉军艳日拂晓，对西北下总攻击令。”

此后，奉、直两方军队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攻势。8月中旬，在奉、直军队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退往西北。在此之前，奉军吴俊升部于8月上旬，攻占了多伦。国民军在南口丢失的次日，下了总撤退令。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5）

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晋军与国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部署的调整、武器弹药的充足，以及各部的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竟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则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据6月29日阎锡山致王怀庆艳电称，“晋北近日战况，均甚得手，灵邱、浑源之敌，昨今两日完全击退。敌人死伤甚重，掳获亦多。现正在追击中。灵邱方面已与魏军接头，以后动作更觉容易。”

国民军撤出南口后，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18日，大同在被围困三个月后，宣告解围。国民军相互掩护，纷纷向绥远五原地区撤退。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晋军乘势“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绥远首府归绥。从而把山西的地盘扩展到了绥远一带。在占了归绥之后，阎锡山立刻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 至此，阎锡山攻讨国民军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退出，晋军势力向绥远扩张而宣告结束。

国民军在久攻雁门关不克，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分化，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等先后“投效”阎锡山。对于投晋之国民军，阎锡山均优礼有加，一再声称，“彼此皆为国家军人，此次以兵戎相见，责不在两君（指韩复榘、石友三——作者）”。“弟对待朋友，向系开诚布公，请释注为盼。”　韩、石等部投晋后，分别被编为晋军第13、14、15等师，韩复榘、石友三等分任各该师师长。

联直、奉攻讨国民军之役，是阎锡山第一次向外界显示他的军事实力。经过两次扩军的晋军，以大约8万左右的兵力，持久作战达三逾月，抵御了20万国民军的进攻，最终转败为胜。它以晋北13县饱受战火蹂躏的代价，为阎锡山赢得了地盘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使他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北洋政坛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单从军事的角度看，该役使长期以来疏于作战的晋军得到了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固守城池的经验——天镇、大同的守城战，成为依城固守的典型战例。自此，晋军以善守而著称。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返回，遂即重振旗鼓，于当月17日，在五原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义，并接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二两次宣言及议决案。”　进行了“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使国民军“大旗”再树，被各方击溃之国民军旧部，在总司令的号召下，纷纷归附。原投晋的韩、石、陈三师人马，不久亦离阎而去，“到五原和冯玉祥会师去了”。“这三师人归附晋军以后，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现在突然开拔，阎锡山非常惊异。”事已至此，阎锡山并未追究，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机缓和与冯玉祥的敌对关系。随即“给冯玉祥拍了一个电报，大意是：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既回国，他们自应仍由你指挥”。 后当冯玉祥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望合作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