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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福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在赛后对当地媒体说：“在我眼中，原来以为足球踢来踢去的，很简单，可介入不久让我大吃一惊，一场球一百万、二百万地行贿！”

阎世铎是浇油还是灭火？

宋、李联手打假扫黑取得初步成果，宋卫平热情欢迎新华社记者介入。

当新华社两位记者杨明与方益波介入后，宋首先向两位介绍：“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已给几个曾收过钱的裁判打了电话，交代两点，一是把收了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可以匿名，也可不用手写。还向几个裁判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

宋卫平还说：“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随后，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年很精彩地描述了风雨欲来的杭州城：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几十名记者留在杭州，期待着能有最新的消息。当天，陈培德先后找了宋卫平和李书福，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钱的证据，推动司法对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卫平回答说时机不到。

李书福更是直白地问陈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李书福的反问，是当时最大的难题。

俱乐部向裁判送钱，没有任何物证。如果只凭俱乐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曾向哪些裁判送过钱，只要对方坚决否认，不但无法构成裁判的受贿罪，反而坐实了揭黑者的行贿行为。

在商界身经百战的两位俱乐部老总当然不会那么傻。

陈培德反复劝说李书福，让他先把材料准备好，或者马上交出来，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后就交。

李书福想了想，同意了。

陈培德拨通了方益波的手机，告诉他最新的进展。

话筒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方益波和杨明正与宋卫平在一起，他们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陈和李快过去和他们会合。

元旦的后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几个人达成了一致。两个俱乐部老总交出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呢？

2002年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抵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了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完，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四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九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没有障碍。

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

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