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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他在这条路上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尽管时时都要冒着被抓、被抢、被杀的风险。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的一生中竟会亲历那样一场震惊世人的灾难：光绪二十六年阴历六月中旬（一九零零年七月）的一天，他携带一船皮货渡江去了海兰泡。尽管俄方已把她叫做布拉戈维申斯克，但那里的居民仍有近三分之二是中国人，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那里，虽已被异邦俄匪掠夺了去，却仍不忍心离开。刘振庸在那里的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将这批货出手了，要不是有一个朋友给老父亲过六十六岁寿辰，他凑份子助兴耽搁了下来，也就早早地过江回家了。

就在这天的傍黑，镇子里突然大乱，一些骑在马上的哥萨克士兵扬鞭挥刀疯狂地蹿行在街道上，不一会儿功夫，成百上千惊恐万状的中国居民便从家中被赶了出来。刘振庸和他的朋友家人正不知怎么回事呢，突然院门被“轰”地一声推倒，一帮持枪荷弹的俄国士兵冲了进来。滚！都滚到外边去！……他们不由分说的蛮横地命令道，并象对待牲口似的拳打脚踢。就这样，他们随人群一起被赶到警察局院子里去。

人越集越多，黑鸦鸦的足足有五六千人，人们又惊又怕，妇女儿童有的哭喊起来，一些人想找当局问个究竟，被看守的俄士兵当场用毛瑟枪和长柄斧杀死在地上。人们眼见好端端的人倒在血泊里挣扎、抽搐、哀叫，吓得屏息敛声，大气不敢出。他们哪里知道比这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边等待着他们……

刘振庸精明过人，眼见这一桩桩一件件，他预测到未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他乘天黑看守的俄士兵一时疏忽，逃出院子，出了小镇潜在了靠近江边茂密的草窠里，伺机过江。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俄军便行动起来，他们大多都骑在马上，挥舞着马刀和长柄板斧，把在露天地里一宿没睡的中国居民往江边赶，稍有怠慢就一刀捅死或用板斧劈碎脑袋，在警察局到江边不到一里的路上，就有数百计的居民被这样杀死。到了江边以后，俄士兵把中国居民的头发（那时不分男女都留着长长的辫子）五六个绑在一起，往浪大流急的滔滔黑龙江里推，谁不下就用刀刺用斧砍，居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往江里走，但没走上几步就被汹涌的浪涛卷了进去，于是他们又怯懦地往回返，守在岸上的俄士兵站成长长的一排，象打靶一样向返回来的居民开枪，被击中的居民一片片地倒下。

这时，一队阿穆尔哥萨克团的骑兵又开了上来，他们挥舞着雪亮的马刀疯狂地向人们头上砍去，一些士兵为了炫耀自己刀术的高超，把一些还抱在母亲怀里的婴儿用刀尖挑起来扔到半空，再挥刀将其劈成两半，他们狞笑着，而母亲却当即昏死过去，被鲜血染红的滔滔江水冲走……

就这样，他们赶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拨又一拨。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整整四天的时间，这群黄毛魔鬼把近六千世代居住在海兰泡的无辜居民连砍带杀赶进了黑龙江，除八十余人游过黑龙江外，其余的全部饮恨身亡。在那些日子里，漂在水面上的中国居民的尸体，象流放的木排一样，把宽阔的黑龙江水通道都堵塞了，江水变得红红的，数月都没有澄清。俄沙皇和他指使下的士兵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藏在草窠里的刘振庸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仇恨得将自己的手心都抠破了，恨不能冲上去将这些噬人血的刽子手杀个一干二净，但是他知道，这样他除了送死以外捞不着什么便宜。他忍耐着，在蚊虫叮咬的草窠里整整猫了四天四宿，饿了就掏几个野鸭蛋充饥，他浑身上下痛痒得要命，但这比起他此时此刻心里的刺痛来要差得没边没沿。

到了第四天晚上，他觉得头脑有些沉重，便昏昏地睡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阵扑鼻而来的恶臭薰醒了，耳边还听到一句句夹杂着“哈拉少”的嘻笑声，这声音似乎离他很近，他欠起点身透过茅草的罅缝向传来声音的岸边瞅去，只见有三个着哥萨克装的士兵——一个在舢板船上（这里的中国渔民用的），两个在岸上——正忙着在做什么，他揉了揉被蚊虫叮咬得红肿的眼睛，细细地看了看，不看则罢，一看不由得怒从胸起：只见船上的那个哥萨克士兵，用一杆带长把的铁勾子，将漂浮在江面上的中国居民的尸体一具具地拉到岸边，站在岸上的两个哥萨克士兵则将尸体身上的衣服扒开，寻找钱财和金银首饰等物品，每搜到值钱的物件，他们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哈拉少！”“哈拉少！”地喊个不停，随后又很不敬地用穿靴子的脚将尸体蹬入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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