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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里翻检出来的记录，文字大都不够生动，对台风的生动或者生猛描写，还要看小说家的，比如《　子夜　》：“早上九点钟，外滩一带，狂风怒吼。夜来黄浦涨潮的时候，水仗风势，竟爬上了码头……爱多亚路口高耸云霄的气象台上，高高地挂起了几个黑球。这是年年夏季要光顾上海好几次的风暴本年度内第一回的袭击！从西面开来到南京路口的一路电车正冲着那对头风挣扎；它那全身的窗子就像害怕了似的扑扑地跳个不住。终于电车在华懋饭店门口那站头上停住了，当先下来一位年轻时髦女子，就像被那大风卷去了似的直扑过马路，跳上了华懋饭店门前的石阶级……大风刮起那女子的开叉极高的旗袍下幅，就卷住了那手杖，嗤的一声，旗袍的轻绡上裂了一道缝儿……兜头一阵风来，她咽住了气，再也说不下去了。她一扭腰，转身背着风，让风把她的旗袍下幅吹得高高的，露出一双赤裸裸的白腿。她咬着嘴唇笑了笑，眼波瞧着韩孟翔，恨恨地说：‘杀千刀的大风！’”

女主角在外滩的风中的确是风情万种，不过，若按《　子夜　》的时代背景，即1930年春末夏初，查无偌大的台风正面袭击上海，那一年夏天，倒是有超强台风在闽、台登陆，按照霍英东传记里的说法，那一年8月某日，台风突袭香港，把霍英东正在船上干活的两个兄长掀翻落海遇难，数月后，再遭丧父，那年，霍英东才7岁。

从大气候来看，1930年堪称“风起云涌”，经济大萧条之风正在加速横扫全球，上海亦未能幸免。外滩华懋饭店门前石阶上在“西洋美人型少妇”刘玉英旗袍的轻绡上吹裂了“一道缝儿”的大风，乃是从千山万水之外的华尔街上吹来。

风继续吹

除了“赤道无风带”，地球上到处都有风。不过各处的风，从声音到形状，却各不相同，庄子听风，听出了“吹万不同”，诗人曾卓看到一棵悬崖边的树，则在1970年写道：“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

北京城里的风，形状是刘半农的，声音是赵元任的：“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他。”即便是搁现在，北京城里的风——至少是天好的时候，也还是这个调调。当然，只限二环以内。

风在上海留下的声音和形状，和北京最不一样了，它有着很上海的“风格”。首先是地理位置，上海有一条流经市中心的江，连着一条流经市中心的河，再加上两岸以及各处林立的高楼大厦，风声和风形自然不同。上海人和北京人说台风，夏虫不可语冰，反之亦然，如果北京人跟上海人提起沙尘暴。

风无形，不显相，望风和听风，只能随机取参照物。以城市上空的禽鸟为例，上海江面或沿江区域上空的海鸥，行为很像香港上空最常见的猛禽麻鹰（　学名黑耳鸢，Milvus　lineatus　）。海鸥和麻鹰，都很爱在城市上空翱翔，给仰望的路人留下了类似“生猛”或“勇敢”的好印象。事实上，此二鸟之所以以“翱翔”姿态示人，皆因城市里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从海上向市区汹涌而来的空气会在大厦与大厦的“峡谷”间形成强劲而持续的上升气流，使“翱翔”偷懒为“滑翔”，更轻松，更省力，甚至毫不费力。也就是说，海鸥和鹰其实和人一样，都喜欢偷懒，善于卸力及借力。说什么“鹰击长空”，明明是浮在上升气流里的鹰正在逍遥地俯瞰着地面上那一团团营营役役的人蚁。鹰不是鹦鹉，更不识字，否则鹰一定会在好舒服好舒服的上升气流里高声吟哦：“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海　上　风（3）

不管是上海上空的海鸥，香港上空的鹰或者伦敦上空的鹰，和当年八旗子弟们向北京上空放出的鸽子，都留下了风在不同城市里不同的形状。什么人玩什么鸟，什么鸟玩什么城市。

住房子，上海人一定要朝南，如果一定得住在浦东，打死也得朝南。这是上海人的风水，只是上海人一说朝南，广州人就笑了。因为“南风”在广州就意味着潮湿，潮湿就意味着上火，上火就意味着口臭，样衰，直至百病丛生，众叛亲离。

尽管“喝西北风”也是上海话，但是上海人一说“喝西北风”，北京人就笑了。比之于北京的老西北风，上海人的西北风实在是够假的，只能说，不能喝。上海人的西北风是螃蟹味的，因为它只能让我想到大闸蟹并口水长流于风中。北京那“结结棍棍”的真西北风，1927年莎菲女士在决定结束北漂生活搬到上海之前，已经在北京一间“低湿的小屋里”代上海人亲身体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