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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中央集权制，群臣共同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以此强化中央集权思想。在入唐留学生的主持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设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和八省（中务、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除此之外，“大化改新”对日本的语言文字也是一次重要的刷新契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化改新，日语发音甚至不会有轻重音的分别。

圣德太子执政之前的日本处于氏族国家时代，执政后，他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革新：先是引入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化改新”，是改革的深入阶段，经过这三十年的持续性变革，日本此前的落后面貌得到全方位的改观。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成功改革一样，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在此后近百年里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唐朝文明的积极学习与模仿。在此后发生的白江口之战日本战败之后，它的学习欲望和动力不但没有变弱，反而更加强烈。

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公元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历经整整五百五十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陆政权的兴衰更迭，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强化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出成熟的国家观念，它从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华夷秩序。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航海技术的限制，中日两国在唐朝之前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两个民族发生摩擦的几率很小，尽管日本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敬意，甚至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政治性赐封，但相比较其他陆地毗邻国家，中日双边关系一直以来维持在相对淡薄的状态。然而，风云际会，一旦存在接触，摩擦就变得可能，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战争。

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鲜半岛注定要成为中日冲突的重要见证者。事情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朝鲜半岛的各个地方政权也希望能从中日摩擦中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特殊的时刻，它甚至积极推动将本国事务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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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剪不断，理还乱：百济与新罗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们带来了佛像和佛经。在大和朝廷的庙堂之上，天皇询问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苏我稻目在此之前已与中国先进文明有深度接触，他认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一样去信奉佛教，而且应该以佛教为国教，以实现全国宗教信仰的统一。他的政敌坚决反对，认为基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佛教会带来灾难，应该让人民继续信奉原来各氏族自己的神灵。

这场斗争发生在圣德太子摄政之前，其实是圣德太子改革序曲。另外，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则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佛教先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继而传至日本列岛。毫无疑问，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由于古代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因而，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不仅仅是佛教。

由于地理因素，朝鲜半岛上的古国百济与日本的接触机率最高。当今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六十八岁生日的当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百济王国的王室家族。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的“弁韩之地”，并设“任那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割让“任那四县”。

韩国不少学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只能借助其他史料做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日本大和政权很可能在短期里发动军事攻势取得过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领地，这些领地大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韩国庆尚南道一些地区。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官方采信“檀君古朝鲜”这样的民族神话作为半岛文明的滥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朝鲜民族系由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