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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熊津江畔的险峻要塞真岘城仍在百济残军手中。

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鬼室福信加兵镇守。刘仁轨则乘胜追击，并果断采取夜袭战，组织敢死先锋爬上城头，黎明之时，唐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于7月30日在洛阳城里获得战报。为巩固战果，高宗皇帝应刘仁愿所奏，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浮海赴百济，以援助刘仁愿部。同时，大唐朝廷授扶余隆为百济郡公、熊津都督、马韩道安抚大使，随军前往，从而结束了刘仁愿对熊津都督一职历时近两年的代理兼任。

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济郡公”扶余隆与伪“百济王”扶余丰抗衡的局面。

孙仁师部在德物岛（今韩国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部突破到达泗沘城。他所选择的登陆地点倭济联军布防薄弱。

孙仁师部出其不意，越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并于当地大破守备日军，初战告捷。

此后，大唐中央政府将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易名为“平倭”县，并树碑立传，以纪念这场成功的登陆破袭战。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12月，大雪纷飞。扶余丰以临时首都周留城为山城，远离田亩，不便经营农商为由，计划迁都避城（今属韩国全罗北道）。他的日本顾问团则认为避城与新罗领地之间的路程一夜可达，迁都此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难攻。扶余丰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执意迁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2月，新罗军队攻取占与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罗军的军事压制之下，扶余丰被迫再次迁回周留城。

八　中日千年第一战（1）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3月，日本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复国为名，派第三批日军登陆朝鲜半岛——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等将领率二万七千人。

这支部队是日军插手朝鲜半岛的主力部队，它的战略目的是寻歼战斗力不强的新罗军，并争取通过速战的方式击溃新罗主力军，扩大战果的同时等待后援部队，寻求战机与其他日本集团军联合展开对唐军的决战。

4月，大唐在新罗属地设立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左卫大将军，正式将新罗纳入唐朝羁縻统治体系。

由于日本的中途参战，致使战争天平忽然发生了晃动。

按照正常的逻辑，唐军应立即南下，解除日军对新罗军的压力。

但历史的事实是，唐军按兵未动。

原来刘仁轨将军对百济叛军的内部权力构成和斗争局面已经洞若观火，有理由相信他在百济残余势力内部安插了十分有效的情报网络——百济旧将鬼室福信素有威望，与旧王子扶余丰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激化。扶余丰已在公开场合有所表现，不能容忍鬼室福信所取得的巨大民意力量和军事实力。鬼室福信也在伺机除掉这个已经失去实际地位的王子。

据此，刘仁轨得出结论，百济残存势力内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严重内讧。此时唐军宜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只要鬼室福信一死，百济残军必定更加不堪一击，届时出兵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可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取得最大的战略目的，而后挥师南下，日军主力部队面对强悍唐军将独木难支。如果采取另一种战略，即为解除新罗方面军一时的军事压力贸然出击日军，将使百济残余获得逃生的机会，一旦其军力扩大，唐军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日本派遣使者犬上君来到高句丽，希望达成军事互助。5月1日，犬上君回到百济，晋见扶余丰。就在这一次的合谋中，日本与扶余丰达成了共同除掉鬼室福信的共识。

6月，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所率第二批日军攻陷新罗两座要塞，但并不能根本性扭转战争的总格局。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最终，扶余丰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将鬼室福信势力完全清洗，百济残军的指挥大权落在日本天智天皇册封的“百济王”扶余丰手中。

百济叛军上层的内讧，给唐军的军事部署创造了条件。渡海而来的孙仁师部与刘仁愿部顺利会师，唐朝驻军上下“兵士大振”。新罗方面军也在金法敏的率领下，长途奔袭至泗沘城，在7、8月之交与唐军百济战区主力部队会合。

泗沘城此时的城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