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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平城时，郭沫若写下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虽然周作人退到“苦雨斋”，原先也早说过自己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自动放弃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毕竟是五四时期的开拓者，在这中日正式交手互为敌对的时刻，人们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许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历史不允许逍遥，要的是担当。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耸耸肩，叉手优雅地躲在“苦住庵”里做一个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顺民；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符号，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怎能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幼稚的选择，生与死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周作人虽然说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饲虎”的人间情怀。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庵”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做隐士也是要条件的，真正的隐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种地的，隐士还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餐金英饮白露茹紫蒂啖白云。誓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扛起锄头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书和墨的手，向土里刨食就外行了，靠书生之臂养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才是诗人归隐后的生活*。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偶一落笔而已，他的日子不会那么轻松。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六十三岁离世，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和他的妻儿一直过着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以至于灶不见火，突不生烟，米无一粒，酒无一滴。他只能披着破旧衣衫，坐在廊前晒日头。贫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馈赠：“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却绝不接受嗟来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贤者处世，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馈以梁肉。话不投机，陶渊明断然拒绝。但周作人做不到，于是周作人终于选择了“附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世出家今在家（5）

人生充满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老僧假装好吃苦菜，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浸水，结果只好改苦住庵。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你很厚的情谊。飘然一杖天南行，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把钵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从这封答问诗信里我们是可以读出周作人为自己附逆开脱，“屋漏浸水”的环境里，谁能保证“不湿鞋”？何况庵里“很有些老人住”，“得托钵化些米面”。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恒追问中，周作人选择了活着。在被打了一枪后，保命，没有皮囊就没有一切的周作人终于“下水”了。“老僧始终是老僧”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武变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九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

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