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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是精神创伤后遗症（PISD）带来的痛苦经历“闪回”发作了，大森典子律师不知道世间还有PISD病症，但她感觉到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

PISD是以日本阪神大地震和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为契机，才为世人所知的精神后遗症；所谓的“闪回”，其实是指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异常精神反应。它是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现在的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I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生的两倍，时间不是使所有的一切都能淡漠以至遗忘，有些东西还在人的某些地带沉睡着，也许这些瞬间的闪回，正是女性遭受性的或身体上的攻击的痛苦的浮现。

当这种痛苦被偶然“惊醒”闪回时，受害者有一种再体验的感觉，那些创伤情境再现，而且再现的内容非常清晰、具体。尤其，生活中与创伤可能产生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引起个体对创伤情境的再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痛苦，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产生一些PISD相关的共病；如：焦虑、恐惧、自责、失望、抱怨等。

再就是人本能的回避反应：出于对再体验的痛苦，个体会主动回避一些可能引发创伤体验的事、物。而且这种回避反应可能无意识化，即表现为“遗忘”。这种回避反应一方面对个体是一种保护机制；但另一方面它会延缓个体PISD相关障碍的复原；再就是高警觉，就是对许多小的细节事件都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侯巧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像孩子大哭，一九九六年七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当对受害者李秀梅进行询问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律师询问她时，她也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大哭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庭长很吃惊，法庭只好暂时休庭。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望的正义（3）

灾难太深了，她们的记忆深处，是一片布满蒺藜和针刺的荒地，在战后五十年，侯巧莲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们怎能知道那些细节？家里人说她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她最害怕的。这些受害的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虐待自己的孩子，平时温和的母亲会突然像疯子一样，拿着铁棒打自己的孩子，像对待陌生的异类，有时手持菜刀沿着村子四处追赶，有时把自己的孩子的两只脚吊在房梁上殴打，像吊着一只羊或者猪狗——所有的孩子都能栩栩如生地讲述自己的母亲的这些怪异，其中有的孩子也患上了精神创伤后遗症，日军造成的创伤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代人，殃及到没有经历被占领的孩子们身上。

人们说拥有记忆的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创伤的记忆是可怕的，精神创伤后遗症还有一个症状，是记忆的一部分被深深烙印在脑子里，但其前后的链接或关联被丢失。律师在与受害者会面调查时，经常会遇到受害者对某个场面记忆清晰，叙述得非常具体，至于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了清晰的记忆。侯巧莲能讲述她被抓进炮楼，关进窑洞，日军玩弄她，强迫她“跳舞！跳舞！”，在强烈的日光下，机器里传出咚咚的音乐，她被迫跳舞，就像击鼓传花的一个玩物，这个人捅几下，那个人捏两把，五十年后侯巧莲可以讲述得如同烙铁烙印在肉里一样清晰，如同自己养的生灵，傍晚时抛了几把草，喂了几口泔水；但当律师问她这是被抓后第几天的事，以及到场面为止的过程，她却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精神创伤、精神创伤后遗症这些词汇，但这种病症如何痛苦地折磨受害者，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当时侯巧莲还是一个孩子，突然被抓进日本人的据点，远离亲人，不分昼夜地被蹂躏侮辱，这滴血心灵的伤痛，岂是一个“PISD”的词汇所能概括？村子里的人把她当成疯子，那是对的，因为她的人格已经完全被毁坏。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她的经历，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那空气也有看不见的压抑。随时的，在公众的场合，或者在说书的牛屋，在打井的工地，人们常侮辱孩子：你是日本人的种吧？

我曾多年关注所谓的慰安妇的事情，二○○五年，我曾在《东方卫视》“深度105”看到关于慰安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一连几天，肠胃呕吐，夜不能寐。那是一个深度报道，我用文字稿记录了当时采访的年已耄耋的女人和当地淳朴的村民。也许这不符合文章的规范，但我以为所谓的文章应以大义为重，形式毕竟是形式（后面，我还会引用在日本法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