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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仪容，以才辨见称”。但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三国演义》把蒋干劝降和反间计揉搓在一起，在展现周瑜谋略的同时也表现了周瑜诡谲和骄傲的一面；而电影《赤壁》将蒋干劝降、反间计和草船借箭揉搓在一起，则是在瑜、亮合作的基础之上更集中地描绘了周瑜、诸葛亮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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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瑁、张允，被谁冤杀？

电影《赤壁》如法炮制了《三国演义》中反间计一幕，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蔡瑁、张允确实是被冤杀的，然而凶手却不是曹操，而是罗贯中。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幼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躲避战乱、客居荆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张允等荆州本土人来说，荆州的利益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愿意纳土归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荆州后也大施恩惠，给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其中蒯越、韩嵩、邓羲、刘先甚至坐到了光禄勋、大鸿胪、侍中、尚书令这样的位列“九卿”的高官。但点名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蔡瑁、张允，可见二人虽然也位列归降众臣中，也得到了封赏，却实属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那么曹操的水军都督是谁？史书没说，我们也不好妄加揣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习惯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挥这支庞大的水师。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邺城掘玄武湖操练水师，相信都督水师的人选在那时就已经选定。《演义》出于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虚构了蔡瑁、张允统领水师又被冤杀的情节，也使曹操水军一击即溃在理论上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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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的真相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一招“草船借箭”骗过了曹操，同时，作者罗贯中也骗过了天下人。当然，草船借箭并非实有其事。况且，对草船借箭可行性的争议也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无论是对曹军何不用“火箭”的建议，还是对诸葛亮是否能够准确算定大雾时间的质疑，都体现了这个故事在逻辑性、可信性上并不能十分令人满意。

然而，“草船借箭”这一故事最大的问题在于损害了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恒定的性格特征。“诸葛一生惟谨慎”这是众所周之的熟语，也十分具体地体现在诸葛亮南征北伐中的用兵决策之中，这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中都有直观的呈现，“谨慎”也成了诸葛亮的一个处事特点和性格特征。然而在《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中，诸葛亮却屡屡涉险，不是用奇兵火烧博望坡、就是独闯东吴为周瑜吊孝，其中又以“草船借箭”最为惊险、悬念。虽然每次诸葛亮都能险中求胜、化险为夷，但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行为却与他后期谨慎保守的作风相差很大。“古典小说是冒险的叙事。”诚然，在诸葛亮生平记载比较简略的前半生中，加入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本无可厚非，但在过度追求情节的“眼球经济”的同时，主人公的恒定坐标也走向了失衡。退一步说，就算将诸葛亮重塑成一个前后半生截然不同的人物，如果叙述的侧重点集中在前半生的“轻狂好险”向后半生的“谨慎保守”变化的复杂过程，并将个人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联系，将会使人物性格在变化中完善和丰满，更具艺术价值。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并没有这样做，也就使“草船借箭”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在全书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濡须之战时，孙权曾乘坐大船去窥视曹操军营，被曹操发现。曹操使弓弩齐发，东吴船只一面受箭后船体倾斜，孙权便令船只另一面受箭，待到船只平衡后安然返回。小说家就是在这条史料基础上加工演义出“草船借箭”的故事。相比之下二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