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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味大，我觉得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的桑保疆挺可怜。

桑保疆皱着眉头，一根铅笔像农民一样地夹在耳朵上，仿佛正在对椭圆方程进行着深深的思考。铅笔的一头已经被他咬得漆皮斑驳，露出铅心。桑保疆的鼻子仿佛长拧了的草莓，奇形怪状，黄里透红，数目众多的粉刺头上的小黑点就像草莓一粒粒的小瘦果。我最怕看桑保疆听讲或是想问题，就像死了亲娘舅一样难看。

朱裳却是香的。很淡，但的确是香的。桑保疆是倒尿盆长大的，这个，他懂不了。

“不想听课了？”我问朱裳。

“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总是顺着他的思路听两三分钟，他就跳开讲别的了。我怀疑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我给你讲点真正难懂的吧，想听吗？”

“好啊。”

“是一个故事。”我想从老流氓孔建国给我们讲的黄故事中找一个比较机巧又不带器官的。好像围棋布局，开始要疏疏朗朗，微言大义。其实我们最终都是要亮出棒棒的，但是一开始就亮的是露阴犯，大婚之后的是行天地之礼。

“嗯。”

我伸手敲了前面张国栋的后脑壳一下，“回什么头？好好听讲，不许走神，不许偷听。”

转头看着朱裳，我开始讲：“从前有个小村子，小村子里有一户很本分的人家，这人家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很漂亮，生活很美满。后来这个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家更是欢喜非常。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不会讲话。郎中讲，孩子决不是哑巴，但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不能让这孩子开口。一天过了又是一天，大家也习以为常了，好在孩子又壮实又聪明，日子又渐渐美满起来。”

“后来呢？”

“后来突然有一天，孩子开口说话了，他叫：‘姥姥’。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姥姥死了。过了三个月，孩子又开口叫人了：‘妈妈’。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妈妈也死了。又过了三个月，孩子第三次开口叫人了：‘爸爸’。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他的爸爸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就到村头的小酒馆买了一壶最贵的酒，两个酱得最好的猪蹄，酒足肉饱之后，穿上自己私藏的真丝红裤头，索性躺在床上等死。”

“后来呢？”

“后来两天之后，隔壁的王二叔死了。故事完了。”

“不对，是隔壁的秋水死了。”朱裳说，低着头笑，脸贴桌面。

“他爸爸为什么会有真丝红裤头？”朱裳停了停又问。

我的长相平庸而粗糙，但是我的内心精致而细腻。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说，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教会我如何使用排比和拟人，说会了排比和拟人，就是诗人了，就可以写诗了。我间或看我姐姐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有一次《少年文艺》征集诗歌，必须是中学生作者，一个作者最多寄二十首，一个月后评 出一二三等奖。因为他们是全国性杂志，得了奖后就是全国级别的小诗人，也算特长，将来高考可以加分，跟你会扔标枪或铁饼一样管用。我一晚上就写了三十首，第二天挑了二十首，用绿格稿纸誊了，寄了出去。我想，我记得的李白杜甫也不过二十首，我的二十首传个千八百年，也知足了。

那个写诗的晚上，我速读《诗经》，跳过所有祭祀章节和不认识的文字，明白了“赋比兴”和“郑风淫”，最大的写诗诀窍就是找到心中最不安最痒痒的一个简单侧面，然后反复吟唱。那个写诗的晚上，我写完了我这辈子所有的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一句，就像我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耗尽了我对姑娘的所有细腻美好想像，之后，所有的姑娘在我的眼里都貌美如花。刘京伟说，你丫花痴。张国栋说，你丫没品味，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烂梨也解渴。我说，你们土鳖。

人在不同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事物的产能是大不相同的。过去打架泡妞，一天能打三场架，一个月能和四个姑娘臭贫，同时处两个女朋友，一三五、二四六，周日休息，一次三至五毫升。现在写小说，笔顺了，一天五、六千字，一个老婆够我一年到头想念，一次三至五毫升。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印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把唇印在你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