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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一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一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问。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日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上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瓣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在我出生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了大约3500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一直是由历代开国皇帝或皇室成员来统治。前者往往是经过激烈的流血争斗后上台，而后者则一定是由于腐败和无能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