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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人，鼓胀的乳防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日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①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入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口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入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注释

①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甲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l版292页。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如果不求更大的幸福和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失乐园》160页

为了让我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爸爸妈妈把我们送进了普通的小学。

东华门小学确实普通，校园简陋而陈旧。各年级的教室均是老式瓦房。夏大雨水多了，房上就长出许多草，秋天变黄。冬天刮西北风的日子，这些枯了的草就在房上跳舞，使我们这些在冬季的教室里常常感到寂寞和寒冷的小学生们多了一份注视的欢乐。

普通学校里最普通的人是工友陈婶。

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反正学校里不分长幼一律叫她陈婶。她常年穿布的大襟衣服和抿档裤。她有三件式样完全相同的衣服，一件白单褂、一件蓝夹袄和一件黑棉袄。所以她夏天穿白，春秋穿蓝，冬天三件都穿上最外边是黑。她脸上有几粒麻子，梳旧式发髻，一双脚缠过。由于有做不完的工作，她的神情永远疲倦。

教室里取暖的大铁炉有一人高，上面铸着看不懂的外国字，据说确实是外国造的。陈婶称它们“洋炉子”。每天早上，她一手提着装满煤球的铁捅，一手拿着铿锵作响的通条、铁铲，一间一间地将这些教室的洋炉子点着笼旺。除了生炉子，上课或下课时她还要摇铃。铃是铜的。比较而言，上课的铃声摇得比较认真。从门房开始，“当啷、当啷……”从前院摇到中院、操场，最后是个只有三间教室的小跨院。到这里时学生老师们都已进了教室，铃声便戛然而止。大铜铃被反过来，陈婶紧紧握住铜铃里的铜疙瘩，不让它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静悄悄回到她的门房里去。此外，陈婶还要给教工们所有的办公室灌暖瓶，给他们热饭盒。她的门房里，永远有开水壶在炉子上磁滋作响，永远弥漫着非常复杂的饭味。陈婶自己的饭常是烤窝头片和水疙瘩。后者是北京人爱吃又最便宜的一种咸菜。所以在她屋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