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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