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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人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故。更规范的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生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嬗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撅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注释

①蔡畅（1900…1990），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196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等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都停止办公。

这个“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夺权运动，又被称为“一月风暴”。——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98页。

③参见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13。接班人

他把我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