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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动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