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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