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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①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时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2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