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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对爸爸的监禁终于解除了。那时候爸爸住在解放军301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原来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日夜看守。那天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再出来时，屏风和战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301医院14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热泪盈眶。我看到护士长似乎也热泪盈眶。这证明，“文革”真是一个真情激荡的时代，我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别人都在“文革”时期流下了最多的热泪。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琐碎情感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经历的生死飞跃和敌我转换才称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悦和大悲哀。

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左权任参谋长，爸爸正从抗日军政大学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曾打电话给爸爸。在电话中左权很兴奋，他对爸爸说，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作战部队已经突破100个团。他要爸爸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在一起作战。爸爸不仅十分有效地布置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垴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史、党史都对此次战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擅自决定的。不过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爸爸当然不知情。

1941年到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认为这是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爸爸起草一份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爸爸自然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