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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爸爸九十诞辰纪念。74岁的妈妈带我们所有子女回到四川南充，回到已经被辟为罗瑞卿纪念馆的院落。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在屋前种了一棵树，把从北京带来的爸爸的骨灰洒在树下，填上土。

种完树抬起头来的时候，太阳从连阴的云层中露出来，我惊讶地发现，一向陌生冷淡的祖屋这时候显得温存而亲切。这棵树以及爸爸灵魂的归来，使整个院子明亮起来。

曾几何时，我还认为祖先或家族都是奇怪的字眼，它们甚至带有贬意。记得我为加入少年先锋队第一次填写表格，听说我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竟然都是地主时，我是多么吃惊和失望。

我的转变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

70年代末，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按照当时时兴的做法，我们到江苏吴兴县一个名叫南浔的小镇开门办学。这江南小镇，像画和电影上看到的一样：一条水巷横贯全城，水巷两侧全是飞檐重叠，青脊白墙的旧式民居。

咸丰、同治年间起，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了五口通商。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开始逐渐繁荣发达。南浔以丝市贸易起家的富商大贾有几十家，盛况空前时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之说。我们去时，小镇往日的浮华已经无影无踪。它平静且寂寞，墙上随处可见的“文革”书画更让我们觉得它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经过“文革”劫难的小镇毫无区别。

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门前挂着腌制好的猪头、火腿。奇怪的是，这小镇上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或儿童的的影子，一串串的腊货下面是千篇一律的老头老太平静的脸，他们坐在竹凳上，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河上来来往往的木船，在他们麻木的瞳仁里留下唯一的活动影子。这小镇上的沉闷气氛让人受不住。尤其是课余饭后，我们真希望能找到一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星期日，我们一行四五个同学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内心怀着热烈的冒险愿望。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了那条寂寞的水巷，走到小镇的深处去。在一个绿叶特别葱茏的地方，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被封闭的大园子跟前。两扇西洋式的拱形铁门上有一副锁链，锁有海碗大，铁链如小孩胳膊粗。同行者一致兴奋起来，因为这硕大无朋的锁链后面不会是太平庸和乏味的东西。

我们几个开始在门外大声叫喊。这地方看上去已经被封闭了那么久，没把握一定会有人。一会儿隐隐听见狗叫，我们遂坚信既有狗就有人，于是继续大叫不止。终于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他踏着落叶，从园子的最深处现出苍老的面目，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古老历史中走来的神秘的人。’也许是我们几个人都穿着解放军制服，而解放军在那个年代是最可以信任的缘故。也许是这鸠形鹄面的老者让我们感到惶惑，我们都没有多说话。这老者默默地替我们开了门，放我们走进一园子的静谧和清凄中去。

园子早已荒败，但它的规模却使人一眼看出，园子的主人曾经非常显赫和富足。园子正中是个不小的水池，多年没有疏竣，已经干涸了。池边的亭台楼阁年久失修，但仍然气势巍峨。散落在各处的太湖石，狼狈颓倒，但也依然保留灵、透、瘦的上品风格。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处怎样朗日繁花、月白风清的所在。我意识到，这座残破的庭院是一条通往小镇繁荣历史的隧道，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完全不是这小镇现在看上去的那般陈旧和庸碌。

园子北面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房门紧锁，窗上是厚厚的尘土，看不清里面的样子，所有建筑上的牌匾留有被人摘掉的痕迹，使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楼后面的几列平房竟然没有上锁，我挺高兴地走进去，藏书生涯，1924年购地20亩，斥金12万，建成这规模宏大的嘉业堂藏书楼。在这里，刘承干聚书57万余卷，18万册有余。刻书179种，2926卷，成就了中国近代藏书刻书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按照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达八年之久的周子美先生说法：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以及湖州的其他藏书家。至于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为以上诸家所望尘莫及。”1951年，嘉业堂藏书楼被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刘承干则于1963年在上海病逝。

也许是刚刚结束的“文革”给整个社会留下劫后余生的恐惧。这个失去主人的凄凉家园，在我心头久久盘踞不去。那些在照片上留下精致华美形象的人们如今何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