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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师生的薪水、公费、伙食而烦恼，不断地向###、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代部长陈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这时，白米每斤价格为金圆券5元。浙江大学每月电费为金圆券10万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薪俸额300元以内的各发金圆券1000元，薪俸额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白米近千元一担（160斤），每斤价格涨到金圆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圆6圆……等要求。

3月4日他从杭州火车站乘黄包车回到浙江大学，花费金圆券200元。可见贬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银行）发5千、1万、5万、10万之大票面，物价大涨。”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400亿，将以l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是14万一石，今天已25万。袁大头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万余矣。”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万，孙洋亦17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较昨日60余万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头上午17万，下午已23万。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5月1日（在上海）：“6点在……乔家栅吃面，每碗100万金元，余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80万金圆（市价240万），而袁洋价已2700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们最后一次薪俸只相当于3枚多银圆（合今100元左右）。可怜！5月21日：“下午发5月份薪，得亿元……”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5月26日竺可桢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多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而称###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