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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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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者，现钞仍缺乏”。可见米价跟着银圆滚，10　枚银圆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50万稿费连3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银圆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米），每担（石）120万元；银圆，出了20万元关。饰金，进，每两850万；出，940万。鸡蛋每个4千元。猪肉每斤7万”。

5月1日，包天笑日记中载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后的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圆3至4枚”。可见南京解放后米价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入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白米每石银圆4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苏州米价跟南京一样回落。然而，人民币尚未站稳足跟。（部分摘自傅国涌编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

５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从银圆价格看金圆券通货膨胀

包天笑日记，跟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夏承焘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从他们四人的日记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沪宁苏杭地区解放之前，银圆才是价值比较稳定的硬通货。当时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也就是每1银圆大约可购买16斤白米，这个比值却是相对浮动不大的。南京、苏州解放后，米价回落到4银圆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银圆值1350元金圆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银圆已涨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银圆1万元一枚；31日，1万3千元。4月1日，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7日晨每圆2万3千至2万5千元；8日：“袁大头今日上午3万5千，下午至4万余。”9日杭州1银圆合6万7千金圆券；15日，银圆价13万元；16日17万元；17日20万元；21日：“袁头下午已23万”。22日银圆涨至46—49万金圆券；27日130万；29日360万；４月３０日：“今日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400万元，不分小大头。”（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上海银圆一枚价2700万元。19日“国行挂牌为960万，然实际之价已为1400万。20日下午升至2300万，及傍晚则升至3000万。”……7月广州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至8亿元。

这样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过。

人民币的新时代

国民党的“金圆券”垂死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