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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军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了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合今日人民币约10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合今人民币6…7元）。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中央地方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民以食为天”的基本概念当发源于此。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的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1936年以后，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所谓平均主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

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仅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1角5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每月法币4圆5角，约合今人民币135元）。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是“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

从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朴素”。

此外的日常津贴（现金）如何发放呢：“干部每月生活津贴费规定班长（同战士）1圆、排级2圆，连级3圆，营级4圆，团以上一律5圆，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发给5圆到10圆。”而当时1圆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30—35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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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正式开始规定“大中小灶”

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跟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处于被封锁的不利状况，延安的生活领域和社会气氛出现了变化。1940年以后，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下，确保高级干部供应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

1940年5月，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1941年9月，创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业务以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提供特殊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党内事实上已存在的等级差序，体现为具体分配的明确标准。

制定不同级别人员分享不同的生活待遇，问题非常复杂。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其中有所区别，例如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40年代初他在党内的地位下降，只是党务研究室的负责人，从而被列入“中灶”的档次。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他生活供应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又如：专门为毛夫人江青从山东置办阿胶等。诸如此类，引发了理想主义者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牢骚、不满和怨言。

文化人的回忆

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初期延安文化人当中一度流传过一句玩笑话，叫做‘客请’，因为照例外来客人宴请延安本地主人。”　而立之年的卞之琳于1938年8月31日来到延安城，进了南城门，受优待住在西北旅社。当晚在院子里和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田间畅谈。其间还随军去过前方太行山。吃小米饭加胡萝卜大锅菜，过供给制生活，吃饭穿衣和取暖的木炭全包干，此外一个月津贴（零用钱）只有2圆，叫做安贫乐道。别人如艾思奇、徐懋庸、欧阳山尊、吴伯箫资格老一些，各自每月零用津贴3、4、5圆不等（军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