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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

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王实味和塞克等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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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对于文化人的照顾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同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央###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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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末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达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的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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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