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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人员家庭

户主汪礼亭48岁，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邮电银行工作。1954年银行申请停业后，遣散职工，汪礼亭失业了。当时所领遣散费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家庭就以此维持生活。过去三年中，未有任何收入，但负担有所减轻。1954年户主离开银行时，大儿子已进大学，学费、膳费不要自己负担，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二子、三子原来读私立夏光中学、民立中学，学杂费（折合现行人民币）共116元，由于全市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费支出也减轻为34元；四女原读私立崇德女中，学杂费53元9角，现考入武汉铁路运输学校，学费、膳费全免；五子是哑子，原在私立福雅聋哑学校读书，学杂费50元，现改在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读书，学费3元。

此外，1956年政府取消房捐后，每年少支出40多元。就连第二个儿子患病长吃的500公分红旗牌清鱼肝油，价钱也于去年4月份从3元3角5分降为2元7角1分了。

1957年春节，户主汪礼亭找到了短期的临时工作。这一家仍然用不着申请困难救济。

总的说来，1956年居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困难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几年劳动就业人数过多，某些工厂企业也因部分原材料不足，1957年不准备多招工。今后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大中里的居民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已注意到这些困难因素。33号居民鲍秀英介绍自己的收支情况时，一笔笔数目使她吃惊了；她惊讶1956年这一年中生活改变得太快了。她说：“就拿布票来说吧！去年刚刚找到工作，一下子就把布票用光，做了十几件衣裳。真不应该。今后一定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约”。（根据《文汇报》1957年4月1日的报道）

1956　—1957年的市场状况

按照如今的观点，市场销售量上升，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指令式计划经济时期，这却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政府部门还会为此而担心忧虑。

1956年上海市购买力有所增加、消费旺盛，但是新华社在当年9月10日的报导，却对此泼了一瓢冷水：

“今年上海消费市场盛况空前。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使工人们增加了一笔很大的收入。最近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干部们拿到了补发的工资，公私合营企业发放了职工的欠薪，私方人员也拿到了为数达二千五百多万元的股息。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川流不息的派出成千的采购人员到上海采购各种物资。这些巨大的购买力使这里的商店门庭若市，旅馆夜夜客满，娱乐场所游客如云。但是在这种繁荣的景象后面，也开始透露出一些奢侈浪费的不好倾向。”

“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市许多著名的高级饭店、酒楼，忽然一反夏季营业清淡的惯例，天天有人请客宴会。每天黄昏五六点钟，已经座无虚席。上海近来因为台风影响和面临副食品生产淡季，小菜场上荤素菜供应不足，商业部门虽然派出专人，不辞辛普远至东北、内蒙古去采购，家庭主妇还要排队购买。可是，这些饭店、酒楼里却有人在大吃大喝。……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像南京路、福州路这一带的饭店、酒楼已经定出节期的酒席一千多桌。”

“各种高贵的、甚至奢侈性的商品，最近销路也突然增加起来。珠宝店卖出了大批珠宝钻石，甚至近八千元一颗的钻戒也有人购买；一千三百多元—架的收音机发生脱销。高价的地毯、电冰箱、照相机和上等家具，供应也很紧张。各地机关和厂矿企业在上海订购进口柚木做的高档家具，买去了几百元一套的私人沙发。”

1957年春节临近时，由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影响，北京消费市场比往年显得冷清。这在看来，不是什么好消息。可是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中，反映了官方的立场，对这种紧缩反而流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

“尽管快到了春节，首都市场却出现了节约朴素的新风尚，几乎所有的高级消费品和办公用品销售量都下降；许多在一个月前供不应求的畅销货，现在也销售得很慢。据熟悉北京市场的人说，这是历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专售高级消费品的三楼上，一个月前，每天都接待成千上万的顾客，现在，一到晚上八点钟，虽然离停止营业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很少有顾客买东西了，这层楼的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没有想到增产节约运动对商品销售的影响这样大，到22日止，售出的商品只占1月份的销货计划　50　％　，相当于去年12月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