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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