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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膜拜“弥勒佛”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更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以及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居民巴结讨好的大红人，和背后讽刺挖苦嘲弄的对象。

普通人几乎都饿得猴瘦，但极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不仅他自己有机会（可能）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友故旧也可以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尊称为“弥勒佛”，肉案上一刀下去，就决定了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诗人蔡其矫写了一首打油诗：“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一滴泪珠似的食油

肉和油的故事（2）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侯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旧秤16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