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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塑料浴缸……

1983年，他们先是在北京胡同里搭棚子弹棉花（翻改棉被），用旧木板和竹帘子做支柱，盖上油毡、塑料布。棚子搭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小街拐角处的古槐树下。冬天，联保治安队和防火检查组都来干预了，以破坏市容违规，罚款500元，限三天拆除。

幸好由浙江同乡帮助，夫妇俩在北京市工商管理所领取了营业执照。指定了摊位，摊主登记的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当时从南方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日用品。

货物都不明码标价、过路人只是口头问价。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用10斤北京细粮票（面票）换，一个不锈钢锅用100斤粮票换，一个大塑料浴缸用500斤粮票换。

笔者计算了一下：按照实物折价，每斤细粮票（面粉票）合人民币2角，每斤粗粮票合人民币1角3分；全国粮票的代换价还要高些，大约3—4角钱。每用“小百货”换1斤粮票，大约能赚5分钱。估算每天平均收入1000斤粮票左右，赚50元（约合今300元）。一个月能够收入1500元人民币（约合今9千元）。

他们夫妇在小胡同大杂院里租用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约合今420元）。省吃俭用地在北京干了两年以后，他们用积攒的钱在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

这样的摊位在全国各地自由市场上都有不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干预他们，大家心照不宣：粮票毕竟是值钱的！

票贩子——票证的倒爷发了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票贩子依靠倒卖票证赚钱发了财，叫做“票证倒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生活有所好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肴）增多、主食（米面）比重减少，每月每人不必消耗20—30斤粮食了，粮票就积攒下来，有了剩余；而鱼肉禽蛋稀缺。于是“粮票贩子”应运而生。小报记者经常报道：“无论在粮店门外、车站售票窗口、百货商场、剧院霓虹灯下，人们都可以看见粮票贩子的身影出没，听他们低声询问甚至粗声吆喝：收购粮票！本市粮票十斤两块钱！全国粮票十斤三块钱！换鸡蛋喽！十斤粮票换一斤新鲜鸡蛋！”这个价钱各处差不多：当地粮票每斤2角，全国粮票每斤3—4角。

据有关资料估计，上海市1986年套购倒卖的凭票供应粮食1700万斤，1987年仅前5个月就倒卖2200万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当场查获没收的倒卖粮票25万斤，那没有查获的该有多少倍？

无文化的农民票贩子，对于倒卖票证满有学问。在江苏，一只母鸡可以换60斤当地粮票。一斤籼米的平价为1角2分，议价为3角钱，差额1角8分；如果倒卖60斤粮票，一转手就赚10元8角（合今人民币65元左右）。在兰州，100斤粮票换10斤（约90个）鸡蛋，全国粮票在农村每斤4角钱，而1斤鸡蛋1元8角（每个鸡蛋2角钱），一转手就赚22元（合今人民币132元左右）。

工业品票证更值钱

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成为居民向往的“新三大件”，摩托车、自行车也都成了抢手货，但都要凭票证配给供应。于是工业购物券、彩电票、冰箱票、摩托车票更成了抢手货。在北京，一张“琴岛—海尔”电冰箱票可以倒卖600元以上；在西安，一张“海燕”彩电票可以倒卖400元，一张“黄河”彩电票可以倒卖500元；在上海，一张“凤凰”自行车票可以倒卖100元。许多厂家以“职工福利”为名，发给职工电视机票、电冰箱票，让职工拿出去倒卖，作为变相的“奖金”。有的工人说：“生产奖金可以不要，只要一年领取三张彩电票，就折合一台彩电的钱。”

但这些“生财之道”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干的，他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书呆子哪里是票贩子的料？

不过，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生活费确实很紧。节余的票证，多少补贴一些日用。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外华裔科技人才约有10万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从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专家，要求回国长期工作而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