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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从写稿到出书，最快也还需要一年，再加上很可能还要退回修改，很可能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被接受，或因为生订数不够而不能开印，或因为出版社估计肯定赔钱而动员你放弃稿酬，或竟至于要你自己出钱印书或请你自己包销或代销几千册……那就真不禁要一跺脚喊出声来：去他妈的写小说！谁再写谁是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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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稿酬标准”低得可怜（2）

不过，爬格子这一行总要有人去干的。对于某些文化人来说，与其到自己并不擅长的商界去冒险，不如老老实实想办法在文坛里找到一条生路。

三种稿酬方式（1）

1990年9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合同另有约定的，也可以按照合同支付报酬。”

1992年1月，国家版权局发出了《关于颁发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标准式样的通知》，所附合同第九条规定了三种付酬方式：（1）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2）一次性付酬；（3）版税。这时，曾在20世纪上半叶实行过的版税制，又重新得到了肯定，而为许多著作人愿意采用。《著作权法》规定：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付酬标准。而实际情况是：付酬方式往往是由著作人和出版社共同协商而定，而不是由著作人自由选定。

一些写畅销书的中青年作家和演艺界名人（或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之类）的著作稿酬常是被提得很高，许多情况是被炒作的结果；而一些写作严肃作品的老作家、老学者的书，却只能拿到很低的稿酬甚至近乎没有。

积极恢复版税制

总的说来，能够靠稿费致富的文化人还是太少太少。我国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字数稿酬，既不利于作家创作（特别是短文创作）积极性，又不利于报刊和出版社作为经济实体的市场动作。近年来，稿费制改为并行的几种，其中版税制比较合理，也开始被普遍看好。一本书，不论长短，其稿酬只看其含金量有多高，有多少读者买。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有些著作“曲高和寡”价值超越时代，短期内不能引人注目；只有再等多少年的将来，才能受到后人重视。但“死后是非谁管得”，谁也说不准。看来版税制还是相对合理的。

一些文化人，已经把眼光越过大陆，瞄准海外。比如台湾，稿费、版税比大陆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一部中篇小说在那边印出，就可成万元户。一些精明的文化人又想出了变通之法。将简体本的版权交给大陆出版社，声明不得出国；将繁体本的版权卖给港台出版社的文化人，一个个都脱贫了！

港台出书，实行版税制，就是按总码洋的百分比，而不是按千字多少钱付酬。这也就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出版界通行的惯例。比如一本书定价20元，印1万本，版税12　％　，作者就可得万元。再印1万本，又得万元。这样印数大小，直接关系到和者收入多少。新武侠小说两位名家金庸（查良镛）、梁羽生都是富豪。据1988年对港台作家收入的统计，金庸占排行榜第一名。这时候他已停止写作武侠小说13年，完全靠以前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14套武侠小说的版税，成为世界华文作家之首富。仅香港一地，金庸一年便得200多万元，台湾得40多万元，大陆又得30多万元（1元人民币接近1元港币）。钱多了，金庸不但用来收藏书画，还办了《明报》。

字数稿酬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就像现在我国目前的计划、市场两种经济并存一样，字数稿酬和版税稿酬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并存甚至交叉，比如万册之内的书拿字数稿酬，万册之上再补3　％　的版税。目前国内畅销书的版税也不过10　％　，国际通行的则以8　％　为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销量，不是版税。举例来说，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林语堂著《红牡丹》25万字，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5万册，定价元，若全部售出，按8　％　的版税，稿酬为6万4千元，合每千字250多元，着实不错。可见如果销路好，收入就会高。

大陆有些作家，认为版税制更为有助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王朔说：“不实行版税制，低稿酬一定与作品的质量成反比。”“一个人一生写不出几部好作品。我的作品，直正站得住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生活压力大，总被赶着往前。去年我写了一百万字的东西，是否个个质量好？绝对不是。有足够的收入，我可能一年就写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