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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这个大学了！”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经媒体报道，社会上一个基金愿意在他的儿子考上大学后给以帮助。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孙守军的儿子孙大朋，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要求9月12日报到，但在8月21日前如不交齐学杂费者，取消入学资格。通知书标注学费3300元，住宿费500元，杂费1508元，总计5308元。因为凑不齐学费，孙守军选择了自杀，来赎自己的“罪过”。父亲自杀后，孙大朋流着泪说：“他生我养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爱了，他有什么罪向我谢，我应该向他谢罪才对啊。”但是，难道考上大学也是罪过吗？孙守军自杀后，他所在的镇政府决定筹措资金保证孙大朋上大学。镇政府负责人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后要对全镇的贫困生排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孙守军以死“谢罪”，换来的是让儿子走进大学校门。可是孙大朋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父亲。

各媒体纷纷报道，同情、惋惜、哀痛的声浪，震撼了国人心扉！也许依靠生命的代价，可以暂时缓解个别人的学费问题，但是，根本问题却不可能通过群众捐款、地方政府的特殊补助来解决的。虽然引来一些捐款或借贷作为弥补，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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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下降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造成学费高涨的主要原因。将学校变质为“追求利润的商店”，将学生变形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甚至迫使公益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异化成“惟利是图的商贩”，这对教育界产生了极恶劣的损害：教育质量下降。

从学生方面说来：由于高学费，生源受到了极大冲击。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那些成绩差却有钱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填补入学名额，由此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从教员方面说来：良莠不齐，迫使教师降低了讲课质量，也造成了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各大学增开学院，原有的学院扩为大学。不顾自身条件，开设不够格的专业，以增加学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许多高校学生人数超过了万名大关，不但使得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面对猛增的学生，学校又需要招收相应多的教师。由于缺乏人手，某些缺乏经验的教员就不经过助教阶段，直接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都是误人子弟，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2001年5月21日刊登了《教授贬值为哪般》一文，发人深省！文章写道，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文钱能买好几个。”文章还援引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大学谋上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日渐增多。现在的大学按官职套级，诸如副部级、司局级之类。稍有名气的大学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数量。有的趁大学合并之机，一次评出40多个博导，使人想起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江苏某高校在申报博士生导师的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该校的膳食科长。而确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由于不会吹牛拍马拉关系，却遭到排挤而评不上“正高”。某些人有了行政职务就有了“学术”，就可以尽快评上职称、占有科研经费，出版专著也可以找人代笔（职称吃香时，许多党政干部都申报了高级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

《瞭望》周刊还刊登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际竟争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第31位。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两个工科系后认为，这同中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质量下滑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科学院决定，今后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