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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书院筹办阶段，他便开始与被聘来任教的几位常识渊博的故交，就这些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的沟通，而能被房玄龄看重，并费心请回任教的人，自然也不会是些不通世事的木头人，对于房玄龄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定下来的教育目标，他们也是极为认同的。

在这种前题下，致知书院的课程安排，就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房玄龄将永宁那份脱胎于勤工俭学的节流计划，改头换面，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安排之后，学生们在书院期间的学习安排，便被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便是理论学习，另一部分却是实务学习……

对那些寒窗苦读多年，只等着一朝跃龙门的学生来说，都不是很能理解书院的这番安排，毕竟在这些读书人看来，他们的正事也只有读书一项，至于书院安排的那些需要非常接近大众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就是不务正业。可是心里别扭归心里别扭，纵使有心反抗，可是在李治被永宁特意打发过来发表了一通很看好致知书院在这方面的安排的言论之后，便再也没人敢多说些什么了。毕竟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那么又怎么敢在这个时候跟着皇帝对着干？皇帝既然说好，那么便是不好，也是好的

不过在经过了大半的学习与实习生活之后，不少有慧根的学生就已经多少都有了些不同的领悟，在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进步的同时，也隐约地明白了书院这样教导他们的用意，心底涌起的感激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了。

而与致知书院一起问世的《格物论源》，在经历了初期的好奇之后，已经稳定住了一部分的读者群，而且也由于开刊时由房玄龄亲自邀稿的几篇重量级文章的出现，又有永宁、房遗则的精心策划，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已经在悄无声息之间开始了萌芽了。

在《格物论源》之后，不少人都对刊物这个新奇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一时之间去相关部门申办刊物的人是络绎不绝，但是在李治的三令五申之下，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却是没胆量在这个时候给谁开后门的，可是即使是严格按着规定来办，仅仅半年时间，长安城便多出了两份报纸，四份期刊。

在永宁暗地里的大力支持之下，房遗则背着房玄龄，又悄悄地申办下来了一份报纸的刊发权。这份中规中举的报纸的命名权，却是被李琮抢到了手，五皇子殿下以围观党的身份，在听房遗则详细描述了报纸的内容和功能后，貌似不经意地给起了个《大唐上下》的名字，然后同样的围观党李治和永宁便很给面子地表示，这个名字很好，再然后房贵则便抽搐着眼角拎着五皇子殿下的墨宝回去了……

也正是这份名为《大唐上下》日报，开启了大唐广告业的时代征程，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刊物的可塑性。本来只拿它当作一个新兴事物来欣赏、观摩的人，经过《大唐上下》的启发，对此投入了更大的热情，而由于监管部门的有力限制，刊发的内容积极向上，无限地向着李治和永宁当初所预期的方向靠近着。

也是在《大唐上下》问世之后，李治才明白过来，这份报纸才是永宁留给致知书院的开源之策。如今不少书院的学生都在各期刊做着兼职，印证这些年所学知识的同时，也在不停地与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有了致知书院做出了成绩为榜样，长安城里的各家书院都开始有样学样的鼓励学生们在外兼职。

也有些书院开始尝试着申办刊物，即使一家的能力不足，可是几家合办，还是可行的，虽然其中多有攀比之意，但是有压力便会有动力，为了创销量，他们必然需要将自家的刊物办出新意，而这新意在李治的授意下，监管部门的引导策略还是很有力的，于是一些有思想、有内涵，也有些离经叛道的内容悄悄地出现在了读者眼前，从而引起了一波浩大的争论浪潮……

李治是只管挑起争论，然后便优哉游哉地坐在旁边看热闹，但是负责监管核查的相关人员，却没少被朝中的那群老老夫子攻击。在这些老夫子看业，那些敢于质疑圣人言论的文章，根本就不该出现在刊物之中，这根本就是相关人员渎职的表现……

虽然朝中吵得也挺热闹，但李治却始终保持着左劝劝、右说说的和稀泥的态度，几次下来，那些老夫子也就歇了打算从李治这里找支持的念头，抡胳膊挽袖的亲自上阵，引经据典地开始反驳，直接在各大刊物上开始了辩证大战，一时之间吸引了不少的学者大儒前来长安。

在永宁的刻意提点下，房遗则有力地掌控之中，不管是《格物论源》，还是《大唐上下》都没有被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