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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垃圾的污染，而且土壤以及河流之中汞、铅等重金属的含量也明显偏高。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野菜，难免会吸收并贮存了汞、铅等重金属，食用不慎或食用过量，很容易造成重金属蓄积中毒。

这么说吧，林林总总的野菜，就像装置在地面上的一种污染过滤器，你会兴高采烈地吃掉抽油烟机里的油吗？

一般来讲，把野菜“像食菜那么食”地大规模进食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不出两种情况：第一，饥荒；第二，赌气。

每遇饥荒，哀鸿遍野，灾民们但求果腹，别说是有汁有叶的绿色野菜，就是树皮也得无怨无悔地咽到肚子里去。除了饥荒之外，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亦是一种习惯性的“救荒本草”。虽然也能活命（当然也有不少饥民因吃了有毒野菜后而毙命），终究是活得“面有菜色”，总而言之，那只是一种不得已而食之的权宜之菜。

第二种情况，通常指的就是著名的伯夷和叔齐这哥俩。为了和周武王赌气，不但发了誓不食周粟，而且一气之下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吃什么呢？既然做了“野人”，当然得吃些野菜，于是靠山吃山，采薇而食，并做《采薇歌》为进食之背景音乐。薇是什么？《尔雅》说那东西就是蕨。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饭馆里经常吃到的所谓“野生蕨菜”，通常是凉拌。历来也有人坚持薇是薇，蕨是蕨，不过，这些考证都是基于首阳二老的忠贞程度，与吃食无关。对于我等来说，管它是蕨是薇，“野”的就好。

当然，包括蕨、荠、鱼腥草、香椿及马兰头在内的有一些野菜还是可以吃的，最起码并不难吃，不过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得已者”则偶尔一尝不妨，至于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吃野菜，甚至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到郊外或公园的草地里去DIY，直头就是做作。其实这种风俗过去也是有的，事见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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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野菜爱好者不仅为食，亦也大有附庸“绿色”之风雅的意思，但毕竟已是时过境迁，“集体采薇”即使一时破坏不了生态，却也非常地有碍观瞻。这种事现在也就算了，最多也就是“挖社会主义草地”，要搁“文革”那会儿，怎么着也得给丫扣上个“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戴戴。

野菜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也有人以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来对待野菜，后一种态度，我喜欢。

遇到这样的高人是在深圳。在那条闻名遐迩的八卦路美食街上，有一家专营海南风味的酒楼，除了卖文昌鸡和东山羊这等海南馆子必卖的东西之外，最精彩、最独到的，还是他家的海南野菜，有木薯、四角豆以及仙人掌之类。第一次上去，是因为有一个在深圳的同学请客，他是正宗的海南岛人，他的太太——我叫她大嫂的那个女人，也是正宗的海南岛人。当晚的饭局气氛热烈，杯觞交错，但是，每当有一大盘炒得香喷喷的热气腾腾的野菜上桌，大嫂边有柔声细气的一句话跟在后面：“这种野菜在我们海南，从前，都是喂猪的。”

关于喂猪的东西，即猪食，在我的常识里最多也就是泔水。最近在牧惠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读到：“饭店酒楼的泔水，解放前的广州将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质量较好的大鱼大肉之类，卖给专门供应苦力、黄包车夫之类穷人的小饭摊子……他们加工主要是再煮过，算是消毒，再加上时令的青菜之后变成廉价的菜肴出售。一部分较次的卖给农民喂猪。这样做，据说比不用这种泔水喂的猪长得快而且肉的质量好。”就吃喝而言，我个人对猪非但没有歧视，我甚至还爱它们，而且我和属猪的人也特别合得来。当然我更无意在泔水和野菜之间做任何的比较，我只想指出的一点是：野菜可以喂猪，泔水也可以喂猪，人不能吃泔水，但是这并不表示人也不可以吃野菜。回到饭局：各色野菜及其后缀的“喂猪”如是者几次三番，最后上的是一碟清炒四角豆，上菜的时候，大嫂一反常态地没有开腔，等到我们放心大嚼时，方才慢条斯理地说：“从前，这种东西就连猪也不吃。”

四角豆，别名四棱豆、翼豆、杨桃豆、热带大豆等，海南岛特产，绝大多数为野生，今年在海南、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