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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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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1）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无处销售。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６年徘徊，进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长；棉花产量再也没有接近过1984年那个高峰；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停滞；城乡收入比由1983年1�7∶１到1993年2�53∶１；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