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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争”房子（3）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