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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认为，任何领导者，在做事情之前，都要理顺思路。领导别人，要他们去卖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让别人干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同时考虑下级的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他们的位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双向负责的关系。不然的话，这种领导者是十分自私的，他们也不会被下属从内心里真正敬重。

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人的不同素质和发展前景，艾丰在工作中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

一部分人适合当领导，艾丰就为他们创造当领导的锻炼机会和提升台阶。

“反革命”（2）

当时部下面没有组，这么多的人都是由主任、副主任直接指挥。这既使主任们疲于奔命，又不能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在部内首先推行了“土政策”——建立组一级的编制。三个组——工交、农村、财贸三个组，每组两个组长。报社不任命组长，艾丰就搞了“地方粮票”，自己任命。

给了组长职位，又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各方面的报道，由组长在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以前，夜班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带班，艾丰改了章程，夜班由组长轮流当主编带班，主任和副主任完成签发手续。艾丰给主编的权力很大，“我批了可用的，你们认为不可用，可以先不用”……

由于部内提供了舞台，这些组长本身素质也很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大都成长为报社或其他岗位的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1986年是一个普通编辑，艾丰发现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版面上，先是任命其为工交组副组长，后来成为组长，再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以后他调到总编室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皮树义，艾丰发现他工作踏实、思维敏捷，首先“破格”提拔其为财贸组组长，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主任。农村组组长吴长生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网络部主任。担任过农村组组长的何加正，后来当了副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农村组蒋亚平后来当了人民网的创始人。工交组莫辛元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属《经济导报》总编辑。工交组记者王清宪后来当了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和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总编辑、社长，再以后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济部主任助理戴正庆后来当了《市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若干年来，从经济部成长起来的副局以上干部有将近十五六人之多。报社人事部门同志曾经跟艾丰开玩笑说：“你们经济部都快成了党校了。”艾丰也不谦虚，说：“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在部下面设组一级，这个经验早就在报社推广了。

一部分人的追求是业务上的承认，各种原因使他们并不想“当官”，或者不适合“当官”，他们的需求是获得相应的职称。中级职称部内就可以评定，高级职称要到报社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

有些老同志目标是高级记者（教授级），从发稿的总量上是足够了，但需要增加拔尖作品的数量，这样评起来会更有把握，所以必须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条件。

有一天，艾丰路过建国门，看见荣毅仁新起的“巧克力大厦”，这是邓小平点名让他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代表作。艾丰觉察到“巧克力大厦”是一个好题目，于是，他建议部内分工跑这个口的老记者计弘赓去写，而且建议报道题目就叫《巧克力大厦》。计弘赓是一位很有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记者，立即认识到这个题目的“含金量”，很认真地进行采访，初稿写出来之后，又同艾丰商量，艾丰也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这篇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断版”发表了，一炮打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这个最新的成果帮助她申请高级职称获得顺利通过。

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果业务突出，在职称评定上，艾丰又总是努力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破格晋升”。有一年，全报社破格晋升了两位高级记者和两位主任记者，四个名额，经济部占了两个：一位高级记者，一位主任记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经济部的职称评定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