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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民是在叶卫军的陪伴下长大的，映在眼里的那个背影顶天立地，充满了她的世界，让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

李安民没脾气地安抚叶卫军，对他说：我不喜欢念书，毕业以后，你修车，我就卖酱黄豆，等你收摊了，黄豆还没卖出去，我不告诉你，我们一起回家，你一路推着车，我就跟在后面一路吃黄豆，等到家就吃完了，我再说这都是我卖出去的，好不好？

李安民的话把叶卫军给逗笑了，小两口总是斗不起嘴来，李安民总是顺着她的卫军哥，叶卫军也舍不得拿他的娃娃妻出气。最后架没吵成，工作当然也没介绍成。

那时自行车并不普及，光靠修车赚不了几个钱，但叶老大很自豪地对李妻说：职业无贵贱，我儿子能用修车养家糊口，那是他有本事。

凭手艺吃饭，不需要任何人接济——这就是叶卫军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李老大也不赞成套裙带关系，叶卫军个性耿直，处不来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李妻孤掌难鸣，也只能随着去了，对这门亲事始终心存芥蒂。

时隔不久，肃反运动的尾风刮到叶老大头上，他被泼上“特务”的脏水，有心人士编造出一条条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拉上斗争会往死里整。

没有人敢站出来替这位经历半生戎马生涯的英雄说话，只有李老大提起他的笔杆子，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批判肃反运动的文章，论证精道、笔锋犀利，因为这篇文章，李老大被直接抓进了监狱。

李妻被迫和丈夫划清界限，批了离婚之后，她在组织的安排下改嫁给某党委书记，那书记姓吴，当区的肃反运动就是在他的计划统筹下大力开展，李妻改叫吴妻，自然，李老大跟叶老大定下的亲事也就不算数了。

叶老大在被整前就察觉到风声不对，就让叶卫军去投靠他的战友，那名战友就是炮筒的父亲，炮筒爸是农民兵，居住在白伏镇郊区，抗战结束后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调度，又回家以种田为生。

叶卫军整装出行，身边除了行囊还多出个李安民，在那时代，私奔的男女通常没有好下场，李安民平时表现乖巧，没人想到她敢不声不响地跟男人私奔，还是在放学后堂而皇之地被叶卫军骑车载去了火车站，因为李安民不认为这叫私奔，她一直都把自己当叶家的媳妇儿，觉得跟叶卫军走是夫唱妇随、天经地义，犯不着偷偷摸摸。

如果李老大没有入狱，叶卫军也不想带着娃娃老婆出去吃苦，但是李老大被办了，李妻变成了吴妻，李安民没爹没妈，不能连他这个丈夫也撒手不管，这才决定不管到天涯海角都要带着她一起打拼。

叶卫军没有下乡种田，而是跟炮筒住在镇中心，炮筒爸在镇上有套平房，是间宽敞的带院大屋，炮筒就住在这屋里，每天推着辆小车走街窜巷，车上有个小煤炉，还带着葫芦形状的铁锅子，专门替人炸爆米花吃。

叶卫军还是干的老本行，不单是修自行车，钟表、拉链，会修的都修。炮筒的义姐苗青是音乐老师，她与文化馆干部周草是好友，在周草的引荐下，李安民就在村小学里当了个刻钢板的油印工，偶尔代课，她的工资和叶卫军赚到的钱加在一起勉强能维持温饱。

不久之后张良也来了，三个铁哥们儿聚在一块儿开了间“兄弟铺子”，生意红火，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叶卫军也有了自己的住处。

就在他打算和李安民正式结婚时，文革风暴来袭，出身土匪世家的张良离开白伏镇，跟随亲人兄弟逃往偏僻的山村里避风头。

曾经在肃反运动中起到骨干作用的吴姓党委书记又来到白伏镇所属地区传达上级指示，发动群众继续干革命。就在这期间，吴妻找到了李安民，她不能让女儿跟特务的儿子在一起，她的现任丈夫也不允许。

吴书记替妻子的女儿安排好了后路，要把李安民嫁给他的老上级，那位高级领导干部在肃反运动中勇于整顿妻子、大义灭亲，取得了党和人民的支持信任。

吴妻怕女儿不答应，把这约定即成的事瞒了下来，她对叶卫军说：总不能让我女儿没名没分地跟着你，就算安民不理会闲言碎语，你这做丈夫的就能看着妻子受委屈？我不求你三媒六聘下全礼，至少要有个走过门的程序，你让安民先跟我回去，挑个吉日上门迎亲，我亲自把女儿的手交给你，让别人都看到，我女儿是你叶家名正言顺的媳妇儿。

那时，大面积武斗还没有在白伏镇爆发，叶卫军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平安熬过了肃反运动，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