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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洗完澡，走了出来。

他说：“我刚才和你父亲谈论你母亲的病。我想突然使她一震惊，也许能治好她的病，一震惊之下，会使她突然喊叫出声来。不过必须是使人愉快的震惊，不然会更坏。”

莫愁不相信，她说：“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好”

立夫拿起一本《新青年》。

他说：“我在日本每一期都看。”

莫愁说：“这个杂志在全国，简直如同狂风暴雨一样。看这杂志上的文字，听教授在自己教室里攻击对方，真有趣！”

当时北京大学是文学革命风潮的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写作上要用白话，废止文言文。过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现在改用白话，最初似乎像乡下新郎闯进了贵妇之家的客厅去抢亲。旁观者看来，这个新郎真是粗俗，无礼，吓人，也许是简捷有趣，适用而实际。这个乡下新郎把带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践踏了一番之后，把地毯卷了起来，富贵之家的新娘滑倒而惊呼。在这几个村野的新郎之中，有一个叫陈独秀，他是这入侵的一帮人中的魁首，而且他对那些千金小姐的举止，粗鲁而蛮横；另外一个则满嘴脏话，从旁相助，革命的群众围聚起来，看着笑不可支。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斯文有礼，前辈君子，菩萨心肠，举步常看蝼蚁，因为在办学政策上主张宽容，主张自由主义，于是北京大学成为两个敌对派的大本营，双方自由攻击。当时北京大学真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只因为有真正的自由。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案》与斯哥德《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林琴南，是旧派的领袖。老哲学家智者辜鸿铭，全心全力拥护东方文化，也是旧派中的健将。林琴南写了一封长信，骂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把文学革命比做洪水猛兽，为害社会，流毒士林。新文学运动中四个领袖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戴着大眼镜，既怕女人又怕狗，把一群旧派称为“孽种”，称为“文妓”。胡适青春年少，刚自美国留学归来，说话写文章，完全一副学究教授态度，有高尚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声称那不是革命，而是自然演化的一步而已，他用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来加强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陈独秀和钱玄同教授，因为在日本留学，态度较差，给新文学运动添上不少火药气味的攻击与辱骂性的言词，使旧派大惊，使少壮派感到有趣，也使新文学运动增加了混乱。

古老的中国受到了震动。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惊的。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操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进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子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楼薇（amy　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做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