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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嘛！”孙毅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⑤

红三军团警卫通讯班班长邱荣辉回忆说：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往山上爬，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当走到半山腰时，两眼一黑倒了下去。这时，军团长彭德怀和战士们一样，面色苍白，喘着气大声喊：“快，骑上骡子走！”我站起来说：“能走。”可没走几步，又摔倒了。这个疲劳得奄奄一息的战士死活不肯骑上驮着文件的军团长的骡子，彭德怀急叫饲养员把骡子牵过来，又大声喊：“抓住尾巴！”邱荣辉就紧紧抓住骡子尾巴过了雪山。

红军终于以炽热的革命理想和顽强的意志征服了自然界冷傲的雪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认为川北一带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主张集中兵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

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张国焘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其后，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

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进军甘南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五军、三十二军组成）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

这时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他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说：“抬！”当时，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找来，交代说：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还常常亲自抬着担架，走得又稳又快。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夏秋雨季，草地泥泞滞水，行人止步，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旧路的痕迹。谁一不小心陷入淤泥，就为沼泽所吞噬。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地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一次他同几个干部把陷入淤泥中的战士用绳子捆住腰部往外拉，连续救出七八个人。

过草地，红军指战员不仅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还要同饥饿作斗争。过草地前，各部队虽尽力筹备干粮，可行程太艰难，走不到一半，便告断炊。茫茫草原，渺无人烟，到哪里去补充呢？前卫部队还可靠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饥饿严重地威胁着红军的生命。

彭德怀把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

“连军团长那头黑骡子在内，还有6匹。”

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

老饲养员急了，坚决不让杀掉大黑骡子。

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说：我也舍不得咯，现在连野菜都没有吃的，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

牲口杀了，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部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

在茫茫草地上，整整行军7昼夜，历尽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看到了草地的边际，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右路军停在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这时，三军政治委员杨尚昆调到军委任职，李富春接任三军政治委员。

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葛曲河涨水，左路军不能北渡，已分3路返回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