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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凡遇阻塞时，彭德怀就命令司机在路旁停住，让部队的车开过去，说：“部队是开到前线打仗的，应让他们先过去，以便争取时间休息和作进攻准备。”他坐的车沿途挤来挤去，走走停停，随行人员万分担心，彭德怀则借机观察。他看到后勤各分部在沿途建立了许多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就打信号弹，汽车立即闭灯躲避，大大减少了损失。彭德怀高兴地说：“我们没有飞机，这个土办法也能减少很多损失呀！有了困难就要发动群众想办法，这也是我军历史上好传统咯。”

3月9日晨，彭德怀回到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脱大衣吃早饭，邓华、朴一禹、解方等就来报告：敌人已自7日开始，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联军阵地发动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并于当日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彭德怀一手拿着警卫员送来的烤馒头干，一手端着杯茶水，站在地图前，边听边看。他分析，这次“联合国军”是企图从中朝联军阵地中间突破，迂回包围，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即决定各军于3月10日后撤，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续部队，吸引敌军深入进至中朝联军歼敌的有利地区，然后对敌实施战役反击。

“联合国军”全线进攻后，中朝军队几十万人物资粮弹供应仍未得到改善。3月11日，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说：“敌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现运输情况未改善，部队仍经常断炊吃不上饭，就地筹粮亦不可能。而敌方空军又有增加，我空军如不能相应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

3月14日，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朝鲜人民军中一时思想波动，彭德怀特邀朴一禹谈话说：“我在一月间曾对金首相谈过，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主力，才能得到城市，请你转告各军团领导，让他们对人民军指战员做些宣传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中朝联军撤出汉城，彭德怀预料在国内也会产生震动，他身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同样是坐卧难宁，有时发牢骚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能把汉城丢掉吗？可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装备呀！我早就估计到汉城是保不住的。”他在指挥所里反背着手，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最后掏出钢笔，伏在炮弹箱子上，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发往中央：“周总理、陈（云）、薄（一波）并高（岗）：为便利消灭敌人，缩短供应线，我军已于14日撤出汉城。如敌继续前进，拟逐步诱敌进至‘三八线’以北，此一行动可能引起国内市场波动，请注意。彭德怀，3月16日9时。”

3月中旬，“联合国军”猛烈北进，彭德怀指示各军暂时避免与敌大打，以待后续部队到后进行反击。同时，按原定方案命令新入朝的第十九兵团所属3个军在南川店、兔山地区集结；第三兵团的3个军向伊川、新溪地区集结；原在朝鲜休整补充的第九兵团3个军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各军必须于4月10日前到达指定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中央军委增调的野战炮2个师、反坦克炮2个师、火箭炮1个师、高射炮4个师、坦克团及后续补充兵员12万人先后入朝。

“联合国军”重占汉城后，采取所谓“磁性战术”——依靠机械化部队紧随中朝军队之后保持接触，以猛烈火力进行杀伤，逐步向北推进。彭德怀根据敌人进攻的特点，在给中朝联军各军的命令中强调指出：“要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按预定计划依托每一防御阵地节节阻击杀伤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公里，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后来出版的《韩战决策》一书中，谈到志愿军这种节节防御的战术时写道：“第八集团军的一些军官们认为，中国军队在防御方面比广为人知的进攻方面干得更出色一些。他们很善于隐蔽和伪装，一个整师的部队能在荒野中从我们的眼皮下消失了……撤退时他们经常在盟军主要前进路线的两侧山上留下一些小股袭击部队，这些部队常常在夜间出来捣乱，有时还给人以反攻的错觉。”

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节节阻击至3月底，战线逐步转移到“三八线”以北。“联合国军”前进到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经“三八线”以北向东直至襄阳一线。历时两个多月，“联合国军”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伤亡7。8万余人，被歼人数超过了前三个战役的总和，平均每天前进1。3公里，付出900多人的代价